◎史英（人本基金會董事長/森林小學創辦人）（原文刊載於「森林小學綠皮書」，1993年初版）
有兩句話是這麼說的：「人本教育基金會什麼都有，就是沒有基金」，「森林小學什麼都有，就是沒有森林」。說來慚愧，過了這麼久，我們才終於否定了後面那一句。
至於前面那一句，恐怕還要說上很久。然而，也許正是因為我們無財無勢，才能得到那麼多人的幫助，才能找到一片森林。
當然，現在汐止的校址也不算是真正的完美，只有五年的租約，森林小學將來的路還長。而台灣教育改革的理想，也還正遠.在這個時候，讓我們稍稍駐足，卻顧來徑．看看那一條尋覓森林的坎坷之路吧。
●話說從頭
那是四年以前的事了，基金會的準備工作已經進行了將近一年，幾個人窩在十坪大的小屋子裡，已經開了許多座談會，發表了許多文章，處理了許多家長的申訴，揭發了許多教育上的畸形現象，但一百萬的設立基金還毫無著落。
有一次，我去拜訪信誼基金會的張杏如女士，希望她能捐款〔註一〕，談話中她問：「你們有沒有要辦自己的學校?」我說：「並沒有這樣的計畫」；她又說：「哪有從事教育改革的人不自己辦教育的呢？」
我並不十分以她的意見為然，這當然是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不敢奢想，又因為我也隱隱覺得不平，難道我們沒有錢辦學，就連改革教育都不許嗎?但她那樣的一句詁，卻從此埋進心裡，並且時時不自覺地從意識裡冒出來。
後來，我們在大直國中籌設「人本教育實驗班」，也就是這個意思。無論說得多麼有理，人們總是要看到事實。教育正常化，不但是教育部的政策，也是所有關心教育的人共同的理想，不幸的是，在全台灣，找不到一所真正正常的學校。我們於是想，辦一個「正常教學」的示範班，總是可以的吧。
這個計畫，經過一年的準備期〈整整一年，每個禮拜出動四位以上的教授去和自願參與的教師和家長討論〉，後來卻終於沒有成功。學校其他教師的反彈〈這充分證明了教學正常化有違他們的利益〉，某些學校行政人員的不配合，固然都是原因，但最關鍵的，還是在於台北巿教育局不肯核准〈這樣一來，校長就沒有依據可以照計畫進行〉，教育局在公文上的批示是：該班一切措施符合現行規定，故無需進行實驗；私下的表白是：知果准你們試辦「正常班」，那不就證明其他學校其他班都不正常了嗎？
這讓我們十分地失望與傷心，與官方和體制內的學校合作，原來是「與虎謀皮」啊，如果不能走自己的道路，辦自己的學校，襒開所有的不得已，竟真的無法實踐教育改革的理想！
正是在這個時候，陳清枝找到了我們。
●陳清枝的來與去
先來的戴招元，他說，宜蘭有一位小學老師叫陳清枝，想要在台灣辦一所英國的夏山學校﹐正在台北各處尋求財團的資助與合作。當時，我們覺得十分佩服，我們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他竟已認真地開始進行了，然而，人本教育基金會，無論如何也稱不上是一個財團，也絕對不是能和他合作的好對象。
當時的條件是，要以七百萬元收購宜蘭野友山莊的那塊地與房舍，那是陳清枝與另外七位股東所購置的，已經在那兒做了六年的夏令營活動：收購之後，一方面充做森林小學的校址，一方面可以清償他們過去幾年的債務。
我們只好建議他們再找別人看看，將來若有需要協助的地方，我們一定不遺餘力地幫忙。
幾個月之後，戴招元和陳清枝本人又來找我們、說是嘗試了各種可能，但找不到願意幫助或合作的對象。這一點都不奇怪，在教育部不開放私人興學的大前提之下，誰敢投資一所沒有學籍的學校？還有另一層是，一個是苦行僧狀的小學老師，一個是囗口聲聲研究「愛心學」的「企畫師」〈這是戴招元成天掛在嘴上的自稱〉，誰敢真正相信他們？
然而，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接納他們已經成了我們的「職責」：哪一個開創者不是一開始被視為瘋子？這是一種英雄相惜的情感，既然辦一所理想的學校是共同的心願，為什麼不能攜手共進？這是一種背水一戰的豪情，既然理想者找不到資源，他們不是至少應該找到理想者嗎？
這樣的心理背景，是董事會同仁所共有的，但九位董事之中，只有當時的執行長朱台翔一人是堅決地支持森小案，我是中立，其他的董事都覺得事關重大，必須慎重考慮我們的能力，總而言之，辦一所學校談何容易？
朱台翔展開了遊說的工作，在決定性的董事會議之前，她幾乎已經說動了每一個人，但那一次的董事會還是討論了三四個小時，最後，終於獲得一致通過〈其中謝小芩還是持保留態度〉。
於是，我們邀請陳清枝加入董事會，負責森林小學的計畫，戴招元任基金會公關，兩人開始在基金會支薪：同時展開籌備工作，這包括著培訓師資、向社會做說明、聯絡熱心支持的家長﹐以及將來設校的細部工作。
這時，戴招元對我說，他擬了一個森小的企畫案，以便向外界募款。我看了之後，幫他做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加入一些教育的理論，但我也並沒有十分當真，因為森小的一切都必須通過所有參與者，特別是將來的教師們的討論來規畫。辦教育，並不是開工廠，可以依照著某一個既定的企畫書來作業，何況，戴招元所謂的企畫書，也不過是兩三頁條文式的草案。
我的想法一向是，讓那些想做事的人，在他的範圍裡做他想做的事，慢慢地，人都能發展起來，然而，這個充滿了誇大旳語言〈例如「小學課程博士班化」〉，和童軍訓練氣味的企畫案，竟然被他們當了真：陳清枝對外所做的說明，幾乎都是依此為藍本〈再加上對夏山學校的憧憬〉；而戴招元也從此以森小的企畫人自居了。
然而，陳清枝的對外宣傳，慢慢地引起許多人的質疑，不但一般家長沒有信心，正在培訓中 的老師們思想也一片混亂，主要就是人們在其中看不到教育哲學。有一位教授竟然說：「只看了一本夏山學校的書，就能辦教育？」後來在我和杭之的對談〈註二〉裡，我試著做一些澄清，把我們內部討論的種種用比較明確的話說出來。事後，杭之說：「這樣我就比較放心了。」
但我一直沒有什麼不放心，還是那句老話，人都是需要時間的，開始這段時間的混亂也是當然的事，最重要的，是我們有一個五人小組，負責討諭森小的一切事宜，所以不必擔心任何個人的不足。
媒體和輿論已經十分注意森小了，這上要是因為在台北開了非常成功的記者會，在會上，我們非常強調森小對僵化體制的抗爭性，和人本教育的理論與理想，人們十分好奇，這麼好的理想，真能在我們的社會裡實現嗎？
這個時候，有消息說社會大學要頒獎給森林小學企畫案，一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戴招元曾否送過企畫案紿他們?拿去的是哪一個版本〈無疑地．我們修正過許多次〉?當時我的看法，這個獎應該是頒給基金會，而我們當然是請陳清枝去代表受獎，十萬元獎金〔註三〕則由他自己處理。最後，當然我並沒有堅持，所以，據說是依照戴的主張，由陳清枝上台說明這個獎應該是屬於戴的，然後再由戴將獎金分一半紿陳〈後來據說由於募款不足，沒有獎金〉。
在此之後，戴就離開基金會〔註四〕。過了不久，陳清枝也堅決要走，當然這個過程就要複雜得多。總的來說，是陳清枝受不了長久的壓力，這些壓力包括著家長的、社會的、儲訓教師的，以及人本教育的理想。
到了後來，他會把剛說過的話忘掉，然後矢囗否認，甚至有一次還弄到老師們要求看會議過程的錄影帶。家長那一邊則沒有那麼直接，在一次家長的會議上，有一位家長說了重話：「一個人不能僅僅因為有理想和熱情，就可以做錯事，或要求別人事事原諒」。
最後的幾天，發生了九位教師聯名寫質問信給基金會，裡面列了三大間題，第一個問題是：「陳清枝還適合當森小的校長嗎？」當時，我和朱台翔花了許多力氣為他解釋，但看來情況已經很難挽回了。我對陳清枝說，沒有關係，我們支持你到底，大不了完全換一批老師。這時，陳清枝就說出了他的真心話，他說，他是希望由他一個人帶兩三個他的學弟妹，依照他自己的方式，教十幾個孩子就好了。我說這樣也可以，但請他考慮能否招到學生？
他於是要求將原定的三月份開學延至九月，在這一點上，我們無法同意．因為，基金會什麼都沒有，有的只是信用。誠意和堅持，說出去的話，是無法收回的。全社會都在看著教育改革者的「下場」，我們不能讓抱著希望的人失望。
然而，事後回想起來，我想即使同意九月開學，陳清枝也是不會留下來的了，如一位現在還在森小的老師說：「陳清枝是要一個他自己的學校，並不要教育改革。」這並不是如某些人所以為的，是理念不合，實際上，我們和他是根本上不同的人。
有許多蛛絲馬跡，證明我們實在是有一點天真，比如說，在這麼一段時間裡，好幾次聽說陳清枝在家裡會打他的妻子，我還為這事勸過他，但我竟未深一層去想，一個會打妻子的人會不會打小孩？這麼長的時間，陳清枝一直在宜蘭某補習班教作文，我總以為他為生活所迫，從沒有想過他是否在國小教職任內就開始補習，而現在又已是基金會的專職人員？陳清枝辭去了國小的教職，我一直以為他犧牲很多，是要投身教育改革，從沒有想過這會不會是一種逃避或追逐更快捷的名利？有一次在師資培訓課上討論「教師之間的爭論可否在孩子面前進行」，只有陳清枝一人認為當然不可以，引發群起圍攻，我也只以為所有的看法都可以討論，從沒有想過這種心態怎麼可能是一個人本主義者？陳清枝對我和朱台翔講話，總要先立正再報告，我都以為他是開玩笑，或從前在師範體系裡養成了習慣，從沒有想過外在的肢體語言是否也反應著某種內在的意識形態？許多人私下說陳清枝有著嚴重的權威型人格，我都一笑置之，從沒有想過具有這種人格的人能不能辦一所理想的學校？
直到有一次陳清枝慎重地在會議上提出，說地方執政黨部要他出來競選，希望我們同意，我才說這恐怕和辦學校會衝突吧，事後他未再提起，不知道是尊重我的意見呢，還是地方實際上並沒有那麼地「擁戴」，但我也沒有放在心上。有一次我聽到陳和戴兩人說：「我們乾脆去替白董〔註五〕買地算了」，而且真的幫白董和野友山莊附近的地主〈都是陳的鄰居〉談生意，我才勸他說，從事教育改革的理想者是不能兼做土地掮客的，但這一次他並沒有聽我的話，最後還真的買成了一筆，他說，白董紿他五十萬的介紹費。
以上這些，都是事後回想起來的〈忘掉了的可能更多〉，而在當時，我們都沒有當一回事，這只能說明一件事，那就是在教育改革的路上，我們是太需要同志了，只要有人宣稱他願意，什麼都可以不論。
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卻要懺悔，那就是在明白了一切之後，我們竟一直保持沈默，不願對任何人仔細說明陳清枝去來的真相，其結果就是，許多好人沒有能避免掉我們的經歷。比如說，另外一位捐款人，又給了他一些贊助，還借錢紿他〈註六〉，直到很久以後才對我說起，那個說法是：對陳清枝，就到此為止。又比如說三育神學院的卓院長，接納陳清枝有一年半之久，後來才打電話告訴我，他不得不請陳離開。
我想，我們當時一方面覺得受了傷，不願再提這些事，一方面也中了流俗的毒，總認為應該「毋道人之短」，甚至在陳清枝對外利用森林小學名義辦活動，或在解釋他何以離開人本時有意無意造成別人誤解時，我們都沒有做過任何澄清〔註七〕。我們事實上是只顧到自己的「清高」，並沒有像在其他事務上那樣，堅持「對社會公開」的原則。
現在趁這個「卻顧來徑」的時候，在這一點上做一點彌補。時間也過去那麼久了，應該不會對陳清枝迼成什麼重大的傷害才對，只是對於前述的那位捐款人和三育的卓院長，以及所有關心的朋友，我們只能永久地抱愧了。
●立定方向，勇往直前
陳清枝離開以後，尚在胎中的森小，就開始了她真正的生之道路。首先是執行長朱台翔毅然決然地辭去了專任的大專教職，奮不顧身地一肩扛起了已經一團亂的整個計畫；其次就是決定不去宜蘭，可以充分地利用台北的各種資源（原先完全是為了陳清枝，因為他家就住在野友山莊旁）。
但一切又都回到空中樓閣旳狀態，地呢？錢呢？所幸，家長們還在，我們想只要有家長的支持，一切的困難一定可以克服，而且，一定要在預定的三月開學。
在這之前的不久，有幾位大專教授相約來會裡談教育問題，這本是很平常的事，我們總是有許多機會認識很多關心教育的朋友，而他們又總是會再約一群人來說實在的，教育改革是非常艱苦的工作，要不是不斷地受到新朋友的鼓勵，我們恐怕也無力堅持這麼久。
但這一次的聚會有一點兒不同，就是其中有林東陽先生，而林先生的兄弟們，又有一塊祖產。當我提到森小的困難的時候，林兄馬上就說願意和他的兄弟們談一談，也許森林小學就可以在那兒落腳也說不定。當時，我當然很感激，但並沒有太興奮，一方面那時還正在挽留陳清枝，心裡想的森林小學，好像必須是在宜蘭：另一方面，人們的熱情和好意我們常常遇到，但十之八九總會有意想不到的阻力。所以那一天，也就只是談談而已。
出乎意料的是，當找們決定要在台北設校，再向林兄詢問的時候，他居然說，原則上已經得到家族的同意。林兄竟然是這樣一個「認真」的人（上帝知道，這樣的人並不多）；這認真的人，動作竟是這樣的快，他的家族，竟也都是我們的同志（他們只收象徵性的租金，全力協助找們建校，只是為了森林小學的理想）；而上天，竟請他在最應該的時候出現！
說來令人難以相信，最困難的校地問題，就在一通電話之中解決了。當然，這並不是真止的解決，此如說，在教育部開放私人興學之前，我們不可能變更地目，取得建築執照，但做為森林小學的開始，這就是以後所有希望的保證。
接下來的就是誰去主持這個學校昵？有人說：「我去」；「那妳現在的工作呢？」她說：「辭掉」－這是「始作俑者」朱台翔。辭掉一個專任的大專教職，對任何人來說，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朱台翔以為，既然當初是她遊說董事長接受這個案子的，到了這個時候，理所當然地，她必須犧牲；同時，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會，她只取和老師一般的薪水。
後來，我曾和朱台翔談過這個「犧牲」，她只笑著說你們以為我「吃虧」了，其實無論什麼樣的待遇或福利或保障，都無法換回森林小學給我的機會。這樣一來，我當然無話可說，但我心裡想，「機會」？只怕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眼光」。
但困難還在前面，一塊空空的土地，一個光棍校長，要怎麼辦學？基金會的工作委員，後來的董事周彥文說：「我來。」他的意思是說，有關建築的事就交給他了。沒有人會問，他懂得建築嗎？我們之中又有誰是真正「懂得」什麼呢？我們唯一懂得的就是台灣需要教育改革。
然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當時我們只有一點點錢，那還是家長們送孩子來期前活動的剩餘，連整地的費用都不夠。前幾個月的某一天，王震武（諮詢委員，原始創會人之一）打電話來，說有一位企業家主動找到他，非常關心教育，想約我見個面。我們約在一個茶藝館，到了之後，我一直找不到那位「董事長」，因為坐在那兒的怎麼看都只是一個「媽媽」，而且是菜市場裡常見的那一種。
相談之下，她說起去「視察」新建工廠，在門口就被擋駕了，因為人家無論如何都不相信這就是這整個公司的董事長。我也想像不到這位騎著小機車來赴約的，卻正是森林小學的「貴人」。
幾個禮拜之後，在大家百愁莫展之下，我被派往向這位「貴人」求救，我實在不知道怎麼開口，幾百萬的數目，並不是尋常的募款可比，特別是我怕被問到說，你們既然一無所有，怎麼會號稱想要辦學？
然而，去了之後，我只有受到鼓勵。原來我的擔心都是多餘的，曾經奮鬥過來的人，從不會看不起正在起步的人，特別是我們所要起步往前行去的，正是人家共同的理想。她（遵照所囑，我不能說出名字來）告訴我他們夫妻當年創業的過程，從小學教員的工作上退下來，他們如何從一無所有的情況下，奮不顧身地投入「資訊工業」；如何每天親自為四十幾個員工煮飯；如何「見人不明」，把僅有的一點成果賠光，再重新做起；如何在今天競爭激烈的市場上，繼續發展，並同時不斷地為社會盡一點心…〔註八〕
我從董事長室的窗子向外望，占據大樓整層的總公司辦公室，坐滿了埋頭工作的人，就是在這四十幾人的手中，統籌著國內外好幾所工廠的生產和運銷。對我而言，這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這麼多年以來，我一直在校園裡，不是讀書，就是教書，一身傲骨，兩袖清風，並以此睥睨顧盼；如今，我知道了知識分子的無知。
森小的初期經費有了著落，周彥文於是開始在林兄的祖產上，每天與黃泥為伍。一個多月後，他建起了四合院式的－不是古厝－組合房屋。這時，就恰好是預定開學的時候，家長們來看了，都覺得很高興，並不是他們看不見那校舍的簡陋，而是他們覺得，在這麼艱難的情況下，這已經是「奇蹟」。
然而，我們也都知道，這一切並不是奇蹟，因為參與建校工作的並不只是以上所提到的這幾位，還有許多家長。有的家長幫著找工人，有的幫著畫設計圖，也有的幫忙尋找各種資源，也有的捐設備，其中特別是蕭玉潭女士，幫著辦理期前活動、師資培訓的各種行政，並且參與各種軟體硬體的籌畫工作。這些，都是說也說不完的。
無論如何，森林小學如期地開學了；台灣第一所以人本教育為宗旨、以批判體制為精神的民間學校，成立了。
●風雨如晦，歲寒不凋
然而，苦難還在後面。由於媒體的報導，社會的關注，教育主管當局站在他們一向的立場上，好像不能再「默許」了；另一方面，台北縣議會由於要給反對黨縣長出難題，也不斷地「質詢」。那一陣子，我們是一夕數驚。一會兒說林囗的組合屋是違建，由省住都局直接下命拆除；一會兒教育部來文命令立即停辦；一會兒縣督學到學校去「瞭解」；一會兒地方警察到現場「訪查」......。沒有人知道明天一覺醒來，我們的孩子（我們終於有了的孩子）是否就必須被「遣散」。
雖然我們能明顯地感覺到，那些「官員」都對森小抱著某一種支持的立場；他們做為一個「人」，也都樂於見到森小這樣的學校能夠支持下去，因而，在某種程度上，他們都是手下留情的，但是在公文書上，白紙與黑字明白地寫著我們的處境。雖然在面對關心者的詢問時，我們都表現地很樂觀，很有信心；在某些特別的場合裡，我們甚至表現得很強硬（我曾說過，只要他們能在全台灣找出一所完全符合他們的規定，比如說沒有體罰的學校，我們就不辦森小），但在每天紛至沓來的各種「麻煩」裡，我們實在已經身支力絀、心力交瘁了。
這個時候，我才知道人家所謂的「壓力」，壓力是你還沒有被怎麼樣（我曾說過，我願意為森小坐牢〔註九〕），但你已經不能怎麼樣了。我們不能明白，這個社會可以容許那麼多不合理的事，為什麼不能容許一個單純的理想?教育當局可以坐視國民教育毀壞到這種地步，卻不肯在面對森小的時候也繼續「坐著」?我們在為台灣的教育改革咬緊牙關﹑苦苦力撐，但為什麼苦撐的必須是我們？
然而，這些都還只是「風聲」而已，最後的一擊終於真正來了。這一擊其實是從兩個方向同時來的，一是教育部來文，要解散人本教育基金會〔註十〕（真是釜底抽薪之計啊）；另一是台北縣拆除大隊來文，指定了拆除林囗校舍的日期（這是連根拔起之策）。
在這之前，我們只是一味地「嘴硬」，現在是主動尋求協助的時候了。一方面，我們直接找台北縣長尤清，看看他能不能多少幫一點忙，沒想到他二話不說，馬上親自下條子，上面寫著「在森小找到新校址之前，暫緩拆除」〔註十一〕；一方面，我們找陳定南、林正杰和李勝峰等幾位立委，他們當天就陪著我到教育部交涉。新聞上報後，各大專院校的教授，馬上展開了支持森林小學的聯署，而許多位立委，竟然主動打電話來要資料，以便在立法院為森小提出質詢......。
不用說，我們立刻「活過來」了，因為我們感受到了民間的力量，我們掃除了心頭的寂寞！
突然之間，我們不再接到各種公文，以往的那些「判決」，也像是斷頭台上的斧頭，突然就懸在那兒，不再落下來了。於是，剛剛出生就被扼喉的森小，得到了喘息的機會。
●尋覓森林的坎坷之路
然而，我們這些為森小朾拼的人是無法喘息的，因為，立即又來了財務的問題。那一陣子經濟不景氣，募款〔註十二〕變得非常困難，而我們這些從來不知「經世」大局的人，竟然完全沒有謷覺；據說各大報社連原子筆都要求員工交回舊筆桿才能領新的，我們卻還一直惾惾地在檢討募款方式。
終於，基金會發不出薪水了。怎麼辦呢？我們沒有別的辦法，只能求助於我們的伙伴，也就是基金會的所有同仁。由於考慮到各人的情況不同，我們就請同仁們各自「認借」，看每一個人可以把這個月薪水的多少借給基金會，再請董事詹益宏醫師幫忙調現（當然是無息的）。
接下來的，是以後怎麼辦？這裡有兩條路，一是如一般企業那樣，採緊縮政策，減事裁員；另一是不退反進，進一步地擴展，請現有的工作同仁再加倍地工作。抉擇，當然是屬於全體同仁的，結果，當然是大家認為無論如何也不願意一個同志離去。
所以，在那個時候我們又開辦了課後和週末的活動，統稱為「小」森林小學，請部分的森小老師支援，再加上許多義工；雜誌社的部分，緊急展開推廣行銷，所有同仁和義工都出去找尋訂戶；秘書處推出「認養基金會」計畫；開辦晚間父母成長班；我則推出十場講座，把所冇收入捐給基金會……。同時，財務部門也實行了新的控制方案，整個基金會也採取了更有效率的管理方法。
一時之間，人仰馬翻，每一個人都忙得六親不認。說也奇怪，兩個月之後，我們不但穩定下來，而且把積欠同仁的薪水都還清了。事後想起來，這真是險啊，在那個時候，只要稍有差池，也許就此一蹶不振了。但是詹醫師說得好：如果基金會真的被經濟因素困倒的話，台灣的社會也就真的沒有希望了。這是說，社會一定會給我們支持的；當然，我也認為，我們所有同仁的努力，更是社會支持的動力。
這是人本主義的具體體現，在危難之中，我們看到平時身體力行的人本思想的力量，由於會裡每一個人都是主體，這些個別的主體，又以人和人之間最高級的情誼與理想相結合，就形成了堅強的生命體，這樣的一個生命體，於是能在風雨中挺立。
在這個過程裡，不消說，森林小學也不是毫無動靜的，首先，老師們的工作更加重了（因為一部分人去做小森小），但還維持著既有不變的教育品質（也許暫時地在教師進修方面做了部分的犧牲）；許多家長也參加了基金會贊助委員會，幫忙對外尋找支持；最讓人「受不了」的是，孩子們不知道怎麼也聽到了消息，居然在那一個學期末匯集了幾千元的零用錢，說是要捐給基金會，而他們行事非常機密，學校事先竟一點也不知道。
在這樣蹣跚顛跛的兩年裡，除了剛開始的那一陣子「風聲鶴唳」，行政體系後來也給了我們很多關心。台北縣尤縣長，當然是不必說了，他對教育改革的支持是毫無保留的，每一次見面，他總要提起森林小學，然後說你們為什麼一定要自己那麼辛苦呢?你來指定一個小學，我會讓你在那個小學裡成立一個實驗班。我說這樣很難，一國兩制我不知道行不行，但一校兩制我知道是絕對行不通的。他又說，那你選一個學校，我讓你去當校長，看要多少經費，我都支持。我說，問題不只是校長，更是老師。反正他想了許多辦法，想說服我不要在「體制外」，而要進到體制裡來努力。
尤清縣長的一番好意，和毫無保留的信任，有的時候讓我很為難，因為，無論怎麼看，都好像是我故意不接受他提供的機會。有一次春節，他邀五十幾位縣政顧問遊山，在山間的步道上，他對我說：「史英啊，我真是佩服你，你就是要在體制外堅持到底。」這表示他明白我們並不是不知好歹，而確實是有所堅持，然而，他並不完全明白我們堅持的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們並不是如人們所想像的那麼「叛逆」，只是台灣的教育已經在各方面打了太多的折扣，我們要就不辦森小，既這麼辛苦的實踐自己的理想，就不能再做絲毫的妥協。比如說，依尤縣長的好意，我們總是或多或少的要「應付」一下「體制」，這是極其痛苦的事。不是真正身在其中的人，恐怕很難想像這種困難。是為了害怕這種困難，或者說，是我們對自己的信心還不夠（不敢相信自己有這種和體制打交道旳本事），才沒有接受尤縣長的好意，倒並不是「故意」要「在體制外打拼」。
後來省教育廳陳倬民廳長，也主動找我，提了一個方法，他說，你們去找一所願意合作的私立小學，由他們把這個實驗計畫報上來。他也知道我們希望有獨立性，所以補充說實際上你們可以完全獨立作業。這當然不失為一個好方法，我也找到了聖心小學，聖心小學的呂校長也很願意幫忙，但當時那邊的董事會正在考慮和光仁合併的事，而聖心小學也正在向省教育廳申請增班，就耽擱下來。
當然，我並沒有很積極地去進行也是一個原因。這裡面也含有一個想法，那就是我總覺得：那麼多人做「錯」的事，都一點也不避諱，我們做一點對的事，為什麼要那麼委屈呢？
雖然說，要做一件事，做成功最重要，不必在細節上太不肯變通，但我們以為森小這件事的本身，就包括著民間興學與教育改革的堅持；我們並不是只要辦一所理想的學校而已，我們也要求這個社會，和為這社會服務的行政體系，隨著社會的進展而改變。如果依著他們的提議躲在某一個角落裡（台北巿教育局的某個官員也有過類似的提議，但條件是不能對外宣傳），表面上森小合法化的問題是解決了，但整個體制的「不合法」卻得到了「掩護」。
基本上，我們並不認為森小不合法，反倒是限制民間興學是違法的。為什麼明知是違法的事不肯去改，反而要求合法的森小去鑽漏洞呢？我們正在做的事，是如此光明磊落，以致於我們一點也不喜歡在其中有任何曖昧的部分；我們要將森小辦得堂堂正正，理直氣壯！〔註十三〕
●峰迴路轉，撥雲見月
就這一點而言，黃武雄（他是基金會在思想上和策略上最重要的諮詢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我們精神上和哲學上的「導師」）也和我有許多討論。一開始的時候，他就不贊成我們辦森小，理由是，基金會的首要任務應該是促進台灣這種畸形教育的正常化，而不應該投注大量的人力物力在「理想」的教育上。我們雖然終於沒有聽他的意見，但他提出的觀點一直讓我們十分警惕，不要為了森小而放下了基金會原來的工作。這也是為什麼我在某一篇文章裡說，我們辦森小好像是不務正業，有點「玩物喪志」的樣子的緣故。後來，他雖然說過：「其實你們辦森小也是對的，因為森小為基金會，也就是為教育改革，爭取到許多社會的資源和關注。」但對我們那樣地堅持理想的「純度」，他還是覺得可以有商量的餘地，比如說，他認為我們應該儘量爭取資源，趕快謀求擴展，讓有經驗的老師都出去設立分校，哪怕是和體制台作也好。
在這期間，朱台翔也和黃武雄有過多次的討論，特別是就學校內部的運作，和因之而關聯到的發展方向的部分，我並不那麼確定，但或許是透過這樣的討論，讓他更瞭解到實務上的困難和森小在目前狀況下所面臨的各種限制。這是很有趣的組合。朱台翔是森小第一線的工作者，黃武雄完全不參與實際運作，我呢，是一半一半的，一半對外一半對內的「跑來跑去」。我們三個人其實也很少聚會，但任兩方每有接觸，都對森小後來的發展有重大旳影響。
就這樣，森小跌跌撞撞地走了近兩年。這時候，台北縣議會裡卻突然冒出來一位呂議員〔註十四〕，他先是在議會裡宣稱縣長包庇史英藉森小「斂財」，後來又說森小沒有學籍、飲水不合格（其實學校喝的是蒸餾水）、到處都是蚊子、傷害學生身心與權益，最後終於弄明白只有「違建」一事是真正可以挑剔的，總之，他給縣教育局和縣長很多麻煩就是了。
我們不得下更積極地解決遷校的事，無論如何讓尤縣長背著一個包庇違建的名（雖然台北縣的「實質」違建還多的是）是我們絕不願意的。我於是找張國龍（台大物理系教授，借調至台北縣做尤清的主任祕書）和林玉体（師大教育系教授，借調到台北縣代理縣教育局長），請他們想辦法協助。加上黃武雄，我們四人商量了許多次，初步大致的結論是，由台北縣政府接辦，撥一所偏遠的國小分班校舍，委由原班人馬，以代課教師的名義實際工作，名稱就叫台北縣森林實驗小學之類。
朱台翔和我雖然都覺得不滿意，但好像也沒有其他的辦法，雖然我們有自己的堅持，他們也完全支持我們的工作，但我們總不能不考慮在行政體系內做事的無奈。於是，我們出發去找合適的「偏遠國小校舍」，先是看中了往坪林方向的永安國小（永安國小原任校長正任滿要調校），但張國龍說那是水源保證區，我們一下子遷入那麼多人（雖然總共也不會超過一百人），有違環保的精神。所以又再尋找，我們又看中了烏來國小的信賢分班，那兒只有一位老師兼分班主任，和三位學生。我們於是樍極地和他們接觸，甚至我還參加了信賢村的村民人會，向他們說明我們可能遷過來，請地方父老支持新的教育理念…；
但經過一次次的接觸，我們發現真正的問題就出在那一位班主任身上，他「老人家」（年紀不大，但是當地酋長的兒子）根本過的是神仙生活，說的是分班，有三個學生，但正式的學生只有一人，其他兩個是未及齡的寄讀生，每天由媽媽陪著在校園裡玩，而那一個正式生，好像也不必怎麼上課。這位「神仙」根本就不必在學校裡，或是人在學校裡，卻大白天地洗他那輛極其豪華的躍野吉普車。他囗囗聲聲說那塊校地是他們家捐贈的，分班絕對不能取消，而且一定要留下一個分班辦公室……
我們有點害怕了，以後要怎麼辦呢？特別是，信賢分班的教室實在人少，部分改建為宿舍之後，幾乎沒有地方上課，而張國龍他們又基於環保的理由，希望不要增建任何新建築。
正在這時候，張國龍在一個場合裡碰到朱台翔，告訴她說，汐止那邊有一個廢校，風景很好，妳要不要去看看？這時候，朱台翔所安排的陳老闆都已經在信賢準備施工了。但她竟然連我都沒有約（因為時間湊不上），一個人跑去汐止看了一遍，回來馬上決定改弦更張。幾天之後，陳老闆就已經在汐止那邊進料了。
就在這幾天裡，我們發現汐止白雲國小碧雲分班的廢校，產權是歸汐止鎮公所代管，因此台北縣教育局並沒有處分權。我們於是找汐止鎮長廖學廣，向他要求租借那塊廢校的土地和地上建物。廖鎮長說恰恰在幾天之前他已經答應把那塊地方借紿民進黨做為幹部訓練的場所，也就是他囗囗聲聲所說的，要辦他的「黃埔軍校」。這讓我們大家著急，陳老闆那邊一切都安排就序，預計隔天就要開工，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時候啊。
我找民進黨的朋友幫忙，但又弄不清楚他們那個幹部訓練計畫是在誰的手上，好不容易弄清楚了，卻又一時找不到人；隔天我們再去找廖鎮長，訴說我們的苦況和困境，想不到他竟然爽地說，那就租給你們好了，以後他們要用，再和你們商量時間；接下來，我們也得到民進黨那邊的回應，他們說教育改革，大家支持！
這真是驚險萬狀，但驚險的還在後面。和汐止鎮簽約又拖了一段時間，在這之間，汐止鎮的某位鎮民代表得到風聲，竟然找了當地警察，跑到學校去把陳老闆「請」到局子裡做筆錄。當天我人在高雄，電話打到演講會場裡，我都不知道當時是怎麼講完那一場演講的。
事後見到陳老闆，我充滿歉意，心想他為了幫森小的忙（這件工作他是完全不賺錢的，純粹是支持社會公益事業），竟然受到這樣的委屈，不料陳老闆反而一再安慰我，說不會有事的，警察不得不買鎮代的帳，鎮代只是要給鎮長難看。我忍不住埋怨朱台翔做事太急，完全不講求章法，她竟笑著說：「都照你們那種按部就班的做法，什麼時候才弄得成啊。」直到最後簽約的手續正式完成的那一天，看到朱台翔那副歡天喜地、大病初癒的樣子，我才知道當初淝水之戰的時候，謝玄是怎樣不動聲色地下完棋，卻又在門檻上把木屐弄斷的。
在另一方面，我們又向張國龍和林玉体提出更進一步的「要求」。我說：為什麼台北縣不能乾脆就核准這個計畫？這意思是說，在開放私人興學還遙不可期〔註十五〕的情況下，合理的做法是，把森林小學當成一個研究計畫來看，不就一切沒有問題了嗎？我們並不堅持說她必須是一個「小學」，畢竟重要的是她的教育內容，小學不小學倒還在其次；這也並不違背「教育改革」的初衷，因為全台灣各級教育機關，除教育部外，就從來沒有進行過任何關於教育的「研究」，這是不對的。教育，無論是依教育理論還是依照國民教育法，本來就應該是屬於地方事務，不應該由「中央」一手包辦。
但縣教育局的幕僚們找出了法令依據，說是所有教育實驗都要由教育部核准，所以地方政府依法沒有權做主。我們四個人仔細研究了那個法令，原來那是「教育部指定各校進行教育實驗實施辦法」，黃武雄說，這法令規定的是「教育部指定」的實驗計畫，當然計畫內容要由教育部核准，但並沒有任何法令限制地方政府不能進行自己的實驗計畫。然而，省教育廳的意思，認為這就表示所有的實驗計畫都必須通過教育廳和教育部，而他們又認為民間機構不能自己提出計畫，這之所以陳廳長那時候希望我們找一所私立學校代為提出。
黃武雄於是主張，台北縣應該有自己的做法，不必理會官僚體系裡的「陋習」或「行規」，這也是地方爭取教育自主權的重要表現。我看著張、林二位，他們兩位沈吟半天，然後不約而同地說，好吧，這個責任就由我們來扛。
我知道他們說這話需要很大的決心，因為，在台北縣兩黨爭鬥的情況下，他們所有的工作都已經非常困難。尤其是林玉体，他的局長職位還是「泥菩薩過江」，前一個議會期，教育局的預算幾乎被刪了個精光，只是因為議員們杯葛他這個「黑」局長；同時，他們也必須為尤清的立場和其他施政負責。
這兩位學界的精英，放下了無論就待遇還是「前途」，還是個人生活都遠遠高出甚多的教職，毅然決然地投入台北縣的工作，明知道只有短短一兩年的時間，只是因為甘心為台灣「做一點事」。孔子說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我現在明白夫子的意思了。
包括汐止鎮的廖學廣在內，我想我們都沒有資格感謝他們。他們為台灣教育改革所做出的「擔當」，自有歷史的評價，也完全不需要任何人的感謝。然而，在舉世滔滔的今天，在每一個人都圖方便、省麻煩、走捷徑的、已經被弄壞了的台灣社會裡，任何人，不只是我們，都應該向他們致敬！
●結論
森林小學就是這樣地在許多硬挺的肩膀的扶持下，許多溫暖的臂膀的擁抱下，走上了一個新的階段。當然，這只是新的困難﹑新的挑戰的開始，比如說，就在此刻，監察院正輪派了一位委員在調查汐止鎮和我們的租約，以及台北縣核准「籌設森林小學期前研究計畫」的過程；而下一次縣巿長選舉、台北縣市合併之後，汐止的校地又要面臨什麼樣的命運？
這些都是我們無法預期的，我們也沒有力氣去預期它，因為，森林小學真正動人心弦的，還是在她的深刻的教育工作，而我們主要的心力，向來也一直都是投注在這上面。在這篇文字裡，非常可惜的，我幾乎沒有提到這真正重要的部分，那當然是由於篇幅所限，而又有其他如《森林日記》等文獻可資參考的緣故。
無論如何，森林小學和台灣教育改革的路還長；而我們這一群人，正如任何人一樣，終於會，也必須會悄然逝去。
然而，「尋覓森林」，和由之而象徵的人本教育的精神與理想，卻還要陪伴著一代一代新的「人」的生命，在人類歷史的洪流裡繼繽發展，永不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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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是張杏如女士的贊助，還有吳尊賢基金會的吳姿秀女士與洪健全基金會的洪簡靜惠女士，再加上其他的捐款，我們才能湊足設立基金。結識後兩位，也是很偶然地，我在國語日報的一篇文字「我們為什麼要籌組人本教育促進會？」引起了嶺月女士的注意，她就熱心地安排我和她的這兩位好朋友見面。
註二：參見史英所著（怎麼辨）一書。
註三：關於這筆獎金，還有一則笑話：時任工作委員的周彥文（現任董事）打電話來，說要來和我談獎金的事，見面之後，我才知道，陳清枝對他說我要那一筆錢，我說這怎麼可能？經過對質，原來是我曾說過，如果戴招元要領獎，我還更有資格一些。後來我才知道，並不完全是陳清枝聽不懂假設語句，更因為他以為世上所有的人都走是要錢的。
註四：挽留的過程裡，戴招元表示，他是一個人才，是愛心大師，除非基金會每個月付五萬元的薪水，否則他不會願意留。這樣，我們當然是無法留他了，不只囚為付不起那樣的薪水，更因為我實在覺得他「有一點問題」
註五：白董，是某證券公司的董事長，他在新聞上看過森小的消息，有一次路過野友山莊，進去看了之後很有興趣，想要把附近的地都買下來，說是可以提供部分地給森小用，後來自董捐了六十萬給基金會，我們用這一筆錢，另外追加了四十萬，在野友山莊建了一棟簡單的房子，以此換得野友山莊三年半的租期，這是原先為森小準備的校舍，後來森小改在林口，基金會就只利用那兒辦「森林育」。
註六：在金錢上，他也有一些「現象」，我一直覺得必須「體諒」缺錢的人，所以前面都沒有提。但是既然已經說了事實，就應該說全部的事實，因為部分的事實，可能是一種欺騙。他從基金會開始支薪之後，不久又將他太太聘為助理；過不久又要求向基金會借錢，我們還為此擬了「急難救助」的章程，以便在會計上可以處理，（後來並沒有借）；他又要基金會付他家裡的電話費和往來各地的交通費（囚為是公事），我們也付了，但這是基金會到現在為止唯一碰過的事；又有一次他帶期前活動的孩子去採果子，事後竟然說那是他父親的果園所以要付錢；戴招元以前也曾說過，必須要有一個基金會，因為以前的捐款都是進入陳太太的帳戶……
註七：事實上，不只是陳清枝這一方面，戴招元前不久還在對外宣稱森林小學是由他企畫的，這不只是對在森小工作這麼久的基金會同仁不公平，因為森小從一開始就從來沒有依照過那幾頁的「企畫」，更遑論自建校以來所付出的心血與勞苦；對社會也不公平，人們有知道事實真相的權利。
註八：在往後的日子裡，我有許多機會聽到她談「經營」的方法，有的時候，她甚至主動找我去，要給我「上課」；她也主動地安排她們公司的財務經理，提供知識和經驗給基金會的財務和會計部門。
註九：依照私立學校法第四十三條，凡未經立案，而以學校名義對外招生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註十：理由是，基金會的章程上有一條「年度工作計畫，必須報部核准」，而「違反章程者，主管機關得解散之」。但天可憐見，所謂基金會的章程，是教育部印好了，讓所有申請立案者去填空的。
註十一：尤縣長在議會的答詢是：「我不能讓小孩子睡在露天裡。」
註十二：森小的學費，大概只能支應開支的三分之二不到，所不足的部分，都要靠基金會的募款。這當然是因為「師生比」很近，而又在軟體上花費很大的緣故。
註十三：這當然不是說我們不感激陳廳長，我們認為做為一個官員，他願意如此主動地協助民間的理想，實在是值得敬佩的，只是我們有更深一層的堅持，只好讓他的好意落空了。
註十四：說是突然冒出來，也許並不對，我猜想呂議員之所以緊咬森小不放，多少和我參與新莊國中學生自殤案的調查，朱台翔代表基金會（她已接任董事長）為家長爭取權益，而我們都完全不買地方議員的帳有關。當然，這也許只是小人之心，呂議員也許另有更「重大」的目的，或更「神聖」的任務也不一定。無論如何，證明我們並沒有「玩物喪志」，反而為了基金會原來的工作，讓森小遭受更大的打擊。
註十五：行政院會上已經原則同意開放私立中小學的設立，但施行細則還在各地方政府研議中，看起來，到最後定紊還要很久，而且，最後定案裡的種種限制條件，恐怕也不是我們可以達成的。
＊原文刊載於「森林小學綠皮書」以及人本教育基金會網站http://hef.yam.org.tw/forest/forest1_1.htm
有兩句話是這麼說的：「人本教育基金會什麼都有，就是沒有基金」，「森林小學什麼都有，就是沒有森林」。說來慚愧，過了這麼久，我們才終於否定了後面那一句。
至於前面那一句，恐怕還要說上很久。然而，也許正是因為我們無財無勢，才能得到那麼多人的幫助，才能找到一片森林。
當然，現在汐止的校址也不算是真正的完美，只有五年的租約，森林小學將來的路還長。而台灣教育改革的理想，也還正遠.在這個時候，讓我們稍稍駐足，卻顧來徑．看看那一條尋覓森林的坎坷之路吧。
●話說從頭
那是四年以前的事了，基金會的準備工作已經進行了將近一年，幾個人窩在十坪大的小屋子裡，已經開了許多座談會，發表了許多文章，處理了許多家長的申訴，揭發了許多教育上的畸形現象，但一百萬的設立基金還毫無著落。
有一次，我去拜訪信誼基金會的張杏如女士，希望她能捐款〔註一〕，談話中她問：「你們有沒有要辦自己的學校?」我說：「並沒有這樣的計畫」；她又說：「哪有從事教育改革的人不自己辦教育的呢？」
我並不十分以她的意見為然，這當然是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不敢奢想，又因為我也隱隱覺得不平，難道我們沒有錢辦學，就連改革教育都不許嗎?但她那樣的一句詁，卻從此埋進心裡，並且時時不自覺地從意識裡冒出來。
後來，我們在大直國中籌設「人本教育實驗班」，也就是這個意思。無論說得多麼有理，人們總是要看到事實。教育正常化，不但是教育部的政策，也是所有關心教育的人共同的理想，不幸的是，在全台灣，找不到一所真正正常的學校。我們於是想，辦一個「正常教學」的示範班，總是可以的吧。
這個計畫，經過一年的準備期〈整整一年，每個禮拜出動四位以上的教授去和自願參與的教師和家長討論〉，後來卻終於沒有成功。學校其他教師的反彈〈這充分證明了教學正常化有違他們的利益〉，某些學校行政人員的不配合，固然都是原因，但最關鍵的，還是在於台北巿教育局不肯核准〈這樣一來，校長就沒有依據可以照計畫進行〉，教育局在公文上的批示是：該班一切措施符合現行規定，故無需進行實驗；私下的表白是：知果准你們試辦「正常班」，那不就證明其他學校其他班都不正常了嗎？
這讓我們十分地失望與傷心，與官方和體制內的學校合作，原來是「與虎謀皮」啊，如果不能走自己的道路，辦自己的學校，襒開所有的不得已，竟真的無法實踐教育改革的理想！
正是在這個時候，陳清枝找到了我們。
●陳清枝的來與去
先來的戴招元，他說，宜蘭有一位小學老師叫陳清枝，想要在台灣辦一所英國的夏山學校﹐正在台北各處尋求財團的資助與合作。當時，我們覺得十分佩服，我們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他竟已認真地開始進行了，然而，人本教育基金會，無論如何也稱不上是一個財團，也絕對不是能和他合作的好對象。
當時的條件是，要以七百萬元收購宜蘭野友山莊的那塊地與房舍，那是陳清枝與另外七位股東所購置的，已經在那兒做了六年的夏令營活動：收購之後，一方面充做森林小學的校址，一方面可以清償他們過去幾年的債務。
我們只好建議他們再找別人看看，將來若有需要協助的地方，我們一定不遺餘力地幫忙。
幾個月之後，戴招元和陳清枝本人又來找我們、說是嘗試了各種可能，但找不到願意幫助或合作的對象。這一點都不奇怪，在教育部不開放私人興學的大前提之下，誰敢投資一所沒有學籍的學校？還有另一層是，一個是苦行僧狀的小學老師，一個是囗口聲聲研究「愛心學」的「企畫師」〈這是戴招元成天掛在嘴上的自稱〉，誰敢真正相信他們？
然而，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接納他們已經成了我們的「職責」：哪一個開創者不是一開始被視為瘋子？這是一種英雄相惜的情感，既然辦一所理想的學校是共同的心願，為什麼不能攜手共進？這是一種背水一戰的豪情，既然理想者找不到資源，他們不是至少應該找到理想者嗎？
這樣的心理背景，是董事會同仁所共有的，但九位董事之中，只有當時的執行長朱台翔一人是堅決地支持森小案，我是中立，其他的董事都覺得事關重大，必須慎重考慮我們的能力，總而言之，辦一所學校談何容易？
朱台翔展開了遊說的工作，在決定性的董事會議之前，她幾乎已經說動了每一個人，但那一次的董事會還是討論了三四個小時，最後，終於獲得一致通過〈其中謝小芩還是持保留態度〉。
於是，我們邀請陳清枝加入董事會，負責森林小學的計畫，戴招元任基金會公關，兩人開始在基金會支薪：同時展開籌備工作，這包括著培訓師資、向社會做說明、聯絡熱心支持的家長﹐以及將來設校的細部工作。
這時，戴招元對我說，他擬了一個森小的企畫案，以便向外界募款。我看了之後，幫他做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加入一些教育的理論，但我也並沒有十分當真，因為森小的一切都必須通過所有參與者，特別是將來的教師們的討論來規畫。辦教育，並不是開工廠，可以依照著某一個既定的企畫書來作業，何況，戴招元所謂的企畫書，也不過是兩三頁條文式的草案。
我的想法一向是，讓那些想做事的人，在他的範圍裡做他想做的事，慢慢地，人都能發展起來，然而，這個充滿了誇大旳語言〈例如「小學課程博士班化」〉，和童軍訓練氣味的企畫案，竟然被他們當了真：陳清枝對外所做的說明，幾乎都是依此為藍本〈再加上對夏山學校的憧憬〉；而戴招元也從此以森小的企畫人自居了。
然而，陳清枝的對外宣傳，慢慢地引起許多人的質疑，不但一般家長沒有信心，正在培訓中 的老師們思想也一片混亂，主要就是人們在其中看不到教育哲學。有一位教授竟然說：「只看了一本夏山學校的書，就能辦教育？」後來在我和杭之的對談〈註二〉裡，我試著做一些澄清，把我們內部討論的種種用比較明確的話說出來。事後，杭之說：「這樣我就比較放心了。」
但我一直沒有什麼不放心，還是那句老話，人都是需要時間的，開始這段時間的混亂也是當然的事，最重要的，是我們有一個五人小組，負責討諭森小的一切事宜，所以不必擔心任何個人的不足。
媒體和輿論已經十分注意森小了，這上要是因為在台北開了非常成功的記者會，在會上，我們非常強調森小對僵化體制的抗爭性，和人本教育的理論與理想，人們十分好奇，這麼好的理想，真能在我們的社會裡實現嗎？
這個時候，有消息說社會大學要頒獎給森林小學企畫案，一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戴招元曾否送過企畫案紿他們?拿去的是哪一個版本〈無疑地．我們修正過許多次〉?當時我的看法，這個獎應該是頒給基金會，而我們當然是請陳清枝去代表受獎，十萬元獎金〔註三〕則由他自己處理。最後，當然我並沒有堅持，所以，據說是依照戴的主張，由陳清枝上台說明這個獎應該是屬於戴的，然後再由戴將獎金分一半紿陳〈後來據說由於募款不足，沒有獎金〉。
在此之後，戴就離開基金會〔註四〕。過了不久，陳清枝也堅決要走，當然這個過程就要複雜得多。總的來說，是陳清枝受不了長久的壓力，這些壓力包括著家長的、社會的、儲訓教師的，以及人本教育的理想。
到了後來，他會把剛說過的話忘掉，然後矢囗否認，甚至有一次還弄到老師們要求看會議過程的錄影帶。家長那一邊則沒有那麼直接，在一次家長的會議上，有一位家長說了重話：「一個人不能僅僅因為有理想和熱情，就可以做錯事，或要求別人事事原諒」。
最後的幾天，發生了九位教師聯名寫質問信給基金會，裡面列了三大間題，第一個問題是：「陳清枝還適合當森小的校長嗎？」當時，我和朱台翔花了許多力氣為他解釋，但看來情況已經很難挽回了。我對陳清枝說，沒有關係，我們支持你到底，大不了完全換一批老師。這時，陳清枝就說出了他的真心話，他說，他是希望由他一個人帶兩三個他的學弟妹，依照他自己的方式，教十幾個孩子就好了。我說這樣也可以，但請他考慮能否招到學生？
他於是要求將原定的三月份開學延至九月，在這一點上，我們無法同意．因為，基金會什麼都沒有，有的只是信用。誠意和堅持，說出去的話，是無法收回的。全社會都在看著教育改革者的「下場」，我們不能讓抱著希望的人失望。
然而，事後回想起來，我想即使同意九月開學，陳清枝也是不會留下來的了，如一位現在還在森小的老師說：「陳清枝是要一個他自己的學校，並不要教育改革。」這並不是如某些人所以為的，是理念不合，實際上，我們和他是根本上不同的人。
有許多蛛絲馬跡，證明我們實在是有一點天真，比如說，在這麼一段時間裡，好幾次聽說陳清枝在家裡會打他的妻子，我還為這事勸過他，但我竟未深一層去想，一個會打妻子的人會不會打小孩？這麼長的時間，陳清枝一直在宜蘭某補習班教作文，我總以為他為生活所迫，從沒有想過他是否在國小教職任內就開始補習，而現在又已是基金會的專職人員？陳清枝辭去了國小的教職，我一直以為他犧牲很多，是要投身教育改革，從沒有想過這會不會是一種逃避或追逐更快捷的名利？有一次在師資培訓課上討論「教師之間的爭論可否在孩子面前進行」，只有陳清枝一人認為當然不可以，引發群起圍攻，我也只以為所有的看法都可以討論，從沒有想過這種心態怎麼可能是一個人本主義者？陳清枝對我和朱台翔講話，總要先立正再報告，我都以為他是開玩笑，或從前在師範體系裡養成了習慣，從沒有想過外在的肢體語言是否也反應著某種內在的意識形態？許多人私下說陳清枝有著嚴重的權威型人格，我都一笑置之，從沒有想過具有這種人格的人能不能辦一所理想的學校？
直到有一次陳清枝慎重地在會議上提出，說地方執政黨部要他出來競選，希望我們同意，我才說這恐怕和辦學校會衝突吧，事後他未再提起，不知道是尊重我的意見呢，還是地方實際上並沒有那麼地「擁戴」，但我也沒有放在心上。有一次我聽到陳和戴兩人說：「我們乾脆去替白董〔註五〕買地算了」，而且真的幫白董和野友山莊附近的地主〈都是陳的鄰居〉談生意，我才勸他說，從事教育改革的理想者是不能兼做土地掮客的，但這一次他並沒有聽我的話，最後還真的買成了一筆，他說，白董紿他五十萬的介紹費。
以上這些，都是事後回想起來的〈忘掉了的可能更多〉，而在當時，我們都沒有當一回事，這只能說明一件事，那就是在教育改革的路上，我們是太需要同志了，只要有人宣稱他願意，什麼都可以不論。
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卻要懺悔，那就是在明白了一切之後，我們竟一直保持沈默，不願對任何人仔細說明陳清枝去來的真相，其結果就是，許多好人沒有能避免掉我們的經歷。比如說，另外一位捐款人，又給了他一些贊助，還借錢紿他〈註六〉，直到很久以後才對我說起，那個說法是：對陳清枝，就到此為止。又比如說三育神學院的卓院長，接納陳清枝有一年半之久，後來才打電話告訴我，他不得不請陳離開。
我想，我們當時一方面覺得受了傷，不願再提這些事，一方面也中了流俗的毒，總認為應該「毋道人之短」，甚至在陳清枝對外利用森林小學名義辦活動，或在解釋他何以離開人本時有意無意造成別人誤解時，我們都沒有做過任何澄清〔註七〕。我們事實上是只顧到自己的「清高」，並沒有像在其他事務上那樣，堅持「對社會公開」的原則。
現在趁這個「卻顧來徑」的時候，在這一點上做一點彌補。時間也過去那麼久了，應該不會對陳清枝迼成什麼重大的傷害才對，只是對於前述的那位捐款人和三育的卓院長，以及所有關心的朋友，我們只能永久地抱愧了。
●立定方向，勇往直前
陳清枝離開以後，尚在胎中的森小，就開始了她真正的生之道路。首先是執行長朱台翔毅然決然地辭去了專任的大專教職，奮不顧身地一肩扛起了已經一團亂的整個計畫；其次就是決定不去宜蘭，可以充分地利用台北的各種資源（原先完全是為了陳清枝，因為他家就住在野友山莊旁）。
但一切又都回到空中樓閣旳狀態，地呢？錢呢？所幸，家長們還在，我們想只要有家長的支持，一切的困難一定可以克服，而且，一定要在預定的三月開學。
在這之前的不久，有幾位大專教授相約來會裡談教育問題，這本是很平常的事，我們總是有許多機會認識很多關心教育的朋友，而他們又總是會再約一群人來說實在的，教育改革是非常艱苦的工作，要不是不斷地受到新朋友的鼓勵，我們恐怕也無力堅持這麼久。
但這一次的聚會有一點兒不同，就是其中有林東陽先生，而林先生的兄弟們，又有一塊祖產。當我提到森小的困難的時候，林兄馬上就說願意和他的兄弟們談一談，也許森林小學就可以在那兒落腳也說不定。當時，我當然很感激，但並沒有太興奮，一方面那時還正在挽留陳清枝，心裡想的森林小學，好像必須是在宜蘭：另一方面，人們的熱情和好意我們常常遇到，但十之八九總會有意想不到的阻力。所以那一天，也就只是談談而已。
出乎意料的是，當找們決定要在台北設校，再向林兄詢問的時候，他居然說，原則上已經得到家族的同意。林兄竟然是這樣一個「認真」的人（上帝知道，這樣的人並不多）；這認真的人，動作竟是這樣的快，他的家族，竟也都是我們的同志（他們只收象徵性的租金，全力協助找們建校，只是為了森林小學的理想）；而上天，竟請他在最應該的時候出現！
說來令人難以相信，最困難的校地問題，就在一通電話之中解決了。當然，這並不是真止的解決，此如說，在教育部開放私人興學之前，我們不可能變更地目，取得建築執照，但做為森林小學的開始，這就是以後所有希望的保證。
接下來的就是誰去主持這個學校昵？有人說：「我去」；「那妳現在的工作呢？」她說：「辭掉」－這是「始作俑者」朱台翔。辭掉一個專任的大專教職，對任何人來說，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朱台翔以為，既然當初是她遊說董事長接受這個案子的，到了這個時候，理所當然地，她必須犧牲；同時，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會，她只取和老師一般的薪水。
後來，我曾和朱台翔談過這個「犧牲」，她只笑著說你們以為我「吃虧」了，其實無論什麼樣的待遇或福利或保障，都無法換回森林小學給我的機會。這樣一來，我當然無話可說，但我心裡想，「機會」？只怕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眼光」。
但困難還在前面，一塊空空的土地，一個光棍校長，要怎麼辦學？基金會的工作委員，後來的董事周彥文說：「我來。」他的意思是說，有關建築的事就交給他了。沒有人會問，他懂得建築嗎？我們之中又有誰是真正「懂得」什麼呢？我們唯一懂得的就是台灣需要教育改革。
然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當時我們只有一點點錢，那還是家長們送孩子來期前活動的剩餘，連整地的費用都不夠。前幾個月的某一天，王震武（諮詢委員，原始創會人之一）打電話來，說有一位企業家主動找到他，非常關心教育，想約我見個面。我們約在一個茶藝館，到了之後，我一直找不到那位「董事長」，因為坐在那兒的怎麼看都只是一個「媽媽」，而且是菜市場裡常見的那一種。
相談之下，她說起去「視察」新建工廠，在門口就被擋駕了，因為人家無論如何都不相信這就是這整個公司的董事長。我也想像不到這位騎著小機車來赴約的，卻正是森林小學的「貴人」。
幾個禮拜之後，在大家百愁莫展之下，我被派往向這位「貴人」求救，我實在不知道怎麼開口，幾百萬的數目，並不是尋常的募款可比，特別是我怕被問到說，你們既然一無所有，怎麼會號稱想要辦學？
然而，去了之後，我只有受到鼓勵。原來我的擔心都是多餘的，曾經奮鬥過來的人，從不會看不起正在起步的人，特別是我們所要起步往前行去的，正是人家共同的理想。她（遵照所囑，我不能說出名字來）告訴我他們夫妻當年創業的過程，從小學教員的工作上退下來，他們如何從一無所有的情況下，奮不顧身地投入「資訊工業」；如何每天親自為四十幾個員工煮飯；如何「見人不明」，把僅有的一點成果賠光，再重新做起；如何在今天競爭激烈的市場上，繼續發展，並同時不斷地為社會盡一點心…〔註八〕
我從董事長室的窗子向外望，占據大樓整層的總公司辦公室，坐滿了埋頭工作的人，就是在這四十幾人的手中，統籌著國內外好幾所工廠的生產和運銷。對我而言，這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這麼多年以來，我一直在校園裡，不是讀書，就是教書，一身傲骨，兩袖清風，並以此睥睨顧盼；如今，我知道了知識分子的無知。
森小的初期經費有了著落，周彥文於是開始在林兄的祖產上，每天與黃泥為伍。一個多月後，他建起了四合院式的－不是古厝－組合房屋。這時，就恰好是預定開學的時候，家長們來看了，都覺得很高興，並不是他們看不見那校舍的簡陋，而是他們覺得，在這麼艱難的情況下，這已經是「奇蹟」。
然而，我們也都知道，這一切並不是奇蹟，因為參與建校工作的並不只是以上所提到的這幾位，還有許多家長。有的家長幫著找工人，有的幫著畫設計圖，也有的幫忙尋找各種資源，也有的捐設備，其中特別是蕭玉潭女士，幫著辦理期前活動、師資培訓的各種行政，並且參與各種軟體硬體的籌畫工作。這些，都是說也說不完的。
無論如何，森林小學如期地開學了；台灣第一所以人本教育為宗旨、以批判體制為精神的民間學校，成立了。
●風雨如晦，歲寒不凋
然而，苦難還在後面。由於媒體的報導，社會的關注，教育主管當局站在他們一向的立場上，好像不能再「默許」了；另一方面，台北縣議會由於要給反對黨縣長出難題，也不斷地「質詢」。那一陣子，我們是一夕數驚。一會兒說林囗的組合屋是違建，由省住都局直接下命拆除；一會兒教育部來文命令立即停辦；一會兒縣督學到學校去「瞭解」；一會兒地方警察到現場「訪查」......。沒有人知道明天一覺醒來，我們的孩子（我們終於有了的孩子）是否就必須被「遣散」。
雖然我們能明顯地感覺到，那些「官員」都對森小抱著某一種支持的立場；他們做為一個「人」，也都樂於見到森小這樣的學校能夠支持下去，因而，在某種程度上，他們都是手下留情的，但是在公文書上，白紙與黑字明白地寫著我們的處境。雖然在面對關心者的詢問時，我們都表現地很樂觀，很有信心；在某些特別的場合裡，我們甚至表現得很強硬（我曾說過，只要他們能在全台灣找出一所完全符合他們的規定，比如說沒有體罰的學校，我們就不辦森小），但在每天紛至沓來的各種「麻煩」裡，我們實在已經身支力絀、心力交瘁了。
這個時候，我才知道人家所謂的「壓力」，壓力是你還沒有被怎麼樣（我曾說過，我願意為森小坐牢〔註九〕），但你已經不能怎麼樣了。我們不能明白，這個社會可以容許那麼多不合理的事，為什麼不能容許一個單純的理想?教育當局可以坐視國民教育毀壞到這種地步，卻不肯在面對森小的時候也繼續「坐著」?我們在為台灣的教育改革咬緊牙關﹑苦苦力撐，但為什麼苦撐的必須是我們？
然而，這些都還只是「風聲」而已，最後的一擊終於真正來了。這一擊其實是從兩個方向同時來的，一是教育部來文，要解散人本教育基金會〔註十〕（真是釜底抽薪之計啊）；另一是台北縣拆除大隊來文，指定了拆除林囗校舍的日期（這是連根拔起之策）。
在這之前，我們只是一味地「嘴硬」，現在是主動尋求協助的時候了。一方面，我們直接找台北縣長尤清，看看他能不能多少幫一點忙，沒想到他二話不說，馬上親自下條子，上面寫著「在森小找到新校址之前，暫緩拆除」〔註十一〕；一方面，我們找陳定南、林正杰和李勝峰等幾位立委，他們當天就陪著我到教育部交涉。新聞上報後，各大專院校的教授，馬上展開了支持森林小學的聯署，而許多位立委，竟然主動打電話來要資料，以便在立法院為森小提出質詢......。
不用說，我們立刻「活過來」了，因為我們感受到了民間的力量，我們掃除了心頭的寂寞！
突然之間，我們不再接到各種公文，以往的那些「判決」，也像是斷頭台上的斧頭，突然就懸在那兒，不再落下來了。於是，剛剛出生就被扼喉的森小，得到了喘息的機會。
●尋覓森林的坎坷之路
然而，我們這些為森小朾拼的人是無法喘息的，因為，立即又來了財務的問題。那一陣子經濟不景氣，募款〔註十二〕變得非常困難，而我們這些從來不知「經世」大局的人，竟然完全沒有謷覺；據說各大報社連原子筆都要求員工交回舊筆桿才能領新的，我們卻還一直惾惾地在檢討募款方式。
終於，基金會發不出薪水了。怎麼辦呢？我們沒有別的辦法，只能求助於我們的伙伴，也就是基金會的所有同仁。由於考慮到各人的情況不同，我們就請同仁們各自「認借」，看每一個人可以把這個月薪水的多少借給基金會，再請董事詹益宏醫師幫忙調現（當然是無息的）。
接下來的，是以後怎麼辦？這裡有兩條路，一是如一般企業那樣，採緊縮政策，減事裁員；另一是不退反進，進一步地擴展，請現有的工作同仁再加倍地工作。抉擇，當然是屬於全體同仁的，結果，當然是大家認為無論如何也不願意一個同志離去。
所以，在那個時候我們又開辦了課後和週末的活動，統稱為「小」森林小學，請部分的森小老師支援，再加上許多義工；雜誌社的部分，緊急展開推廣行銷，所有同仁和義工都出去找尋訂戶；秘書處推出「認養基金會」計畫；開辦晚間父母成長班；我則推出十場講座，把所冇收入捐給基金會……。同時，財務部門也實行了新的控制方案，整個基金會也採取了更有效率的管理方法。
一時之間，人仰馬翻，每一個人都忙得六親不認。說也奇怪，兩個月之後，我們不但穩定下來，而且把積欠同仁的薪水都還清了。事後想起來，這真是險啊，在那個時候，只要稍有差池，也許就此一蹶不振了。但是詹醫師說得好：如果基金會真的被經濟因素困倒的話，台灣的社會也就真的沒有希望了。這是說，社會一定會給我們支持的；當然，我也認為，我們所有同仁的努力，更是社會支持的動力。
這是人本主義的具體體現，在危難之中，我們看到平時身體力行的人本思想的力量，由於會裡每一個人都是主體，這些個別的主體，又以人和人之間最高級的情誼與理想相結合，就形成了堅強的生命體，這樣的一個生命體，於是能在風雨中挺立。
在這個過程裡，不消說，森林小學也不是毫無動靜的，首先，老師們的工作更加重了（因為一部分人去做小森小），但還維持著既有不變的教育品質（也許暫時地在教師進修方面做了部分的犧牲）；許多家長也參加了基金會贊助委員會，幫忙對外尋找支持；最讓人「受不了」的是，孩子們不知道怎麼也聽到了消息，居然在那一個學期末匯集了幾千元的零用錢，說是要捐給基金會，而他們行事非常機密，學校事先竟一點也不知道。
在這樣蹣跚顛跛的兩年裡，除了剛開始的那一陣子「風聲鶴唳」，行政體系後來也給了我們很多關心。台北縣尤縣長，當然是不必說了，他對教育改革的支持是毫無保留的，每一次見面，他總要提起森林小學，然後說你們為什麼一定要自己那麼辛苦呢?你來指定一個小學，我會讓你在那個小學裡成立一個實驗班。我說這樣很難，一國兩制我不知道行不行，但一校兩制我知道是絕對行不通的。他又說，那你選一個學校，我讓你去當校長，看要多少經費，我都支持。我說，問題不只是校長，更是老師。反正他想了許多辦法，想說服我不要在「體制外」，而要進到體制裡來努力。
尤清縣長的一番好意，和毫無保留的信任，有的時候讓我很為難，因為，無論怎麼看，都好像是我故意不接受他提供的機會。有一次春節，他邀五十幾位縣政顧問遊山，在山間的步道上，他對我說：「史英啊，我真是佩服你，你就是要在體制外堅持到底。」這表示他明白我們並不是不知好歹，而確實是有所堅持，然而，他並不完全明白我們堅持的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們並不是如人們所想像的那麼「叛逆」，只是台灣的教育已經在各方面打了太多的折扣，我們要就不辦森小，既這麼辛苦的實踐自己的理想，就不能再做絲毫的妥協。比如說，依尤縣長的好意，我們總是或多或少的要「應付」一下「體制」，這是極其痛苦的事。不是真正身在其中的人，恐怕很難想像這種困難。是為了害怕這種困難，或者說，是我們對自己的信心還不夠（不敢相信自己有這種和體制打交道旳本事），才沒有接受尤縣長的好意，倒並不是「故意」要「在體制外打拼」。
後來省教育廳陳倬民廳長，也主動找我，提了一個方法，他說，你們去找一所願意合作的私立小學，由他們把這個實驗計畫報上來。他也知道我們希望有獨立性，所以補充說實際上你們可以完全獨立作業。這當然不失為一個好方法，我也找到了聖心小學，聖心小學的呂校長也很願意幫忙，但當時那邊的董事會正在考慮和光仁合併的事，而聖心小學也正在向省教育廳申請增班，就耽擱下來。
當然，我並沒有很積極地去進行也是一個原因。這裡面也含有一個想法，那就是我總覺得：那麼多人做「錯」的事，都一點也不避諱，我們做一點對的事，為什麼要那麼委屈呢？
雖然說，要做一件事，做成功最重要，不必在細節上太不肯變通，但我們以為森小這件事的本身，就包括著民間興學與教育改革的堅持；我們並不是只要辦一所理想的學校而已，我們也要求這個社會，和為這社會服務的行政體系，隨著社會的進展而改變。如果依著他們的提議躲在某一個角落裡（台北巿教育局的某個官員也有過類似的提議，但條件是不能對外宣傳），表面上森小合法化的問題是解決了，但整個體制的「不合法」卻得到了「掩護」。
基本上，我們並不認為森小不合法，反倒是限制民間興學是違法的。為什麼明知是違法的事不肯去改，反而要求合法的森小去鑽漏洞呢？我們正在做的事，是如此光明磊落，以致於我們一點也不喜歡在其中有任何曖昧的部分；我們要將森小辦得堂堂正正，理直氣壯！〔註十三〕
●峰迴路轉，撥雲見月
就這一點而言，黃武雄（他是基金會在思想上和策略上最重要的諮詢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我們精神上和哲學上的「導師」）也和我有許多討論。一開始的時候，他就不贊成我們辦森小，理由是，基金會的首要任務應該是促進台灣這種畸形教育的正常化，而不應該投注大量的人力物力在「理想」的教育上。我們雖然終於沒有聽他的意見，但他提出的觀點一直讓我們十分警惕，不要為了森小而放下了基金會原來的工作。這也是為什麼我在某一篇文章裡說，我們辦森小好像是不務正業，有點「玩物喪志」的樣子的緣故。後來，他雖然說過：「其實你們辦森小也是對的，因為森小為基金會，也就是為教育改革，爭取到許多社會的資源和關注。」但對我們那樣地堅持理想的「純度」，他還是覺得可以有商量的餘地，比如說，他認為我們應該儘量爭取資源，趕快謀求擴展，讓有經驗的老師都出去設立分校，哪怕是和體制台作也好。
在這期間，朱台翔也和黃武雄有過多次的討論，特別是就學校內部的運作，和因之而關聯到的發展方向的部分，我並不那麼確定，但或許是透過這樣的討論，讓他更瞭解到實務上的困難和森小在目前狀況下所面臨的各種限制。這是很有趣的組合。朱台翔是森小第一線的工作者，黃武雄完全不參與實際運作，我呢，是一半一半的，一半對外一半對內的「跑來跑去」。我們三個人其實也很少聚會，但任兩方每有接觸，都對森小後來的發展有重大旳影響。
就這樣，森小跌跌撞撞地走了近兩年。這時候，台北縣議會裡卻突然冒出來一位呂議員〔註十四〕，他先是在議會裡宣稱縣長包庇史英藉森小「斂財」，後來又說森小沒有學籍、飲水不合格（其實學校喝的是蒸餾水）、到處都是蚊子、傷害學生身心與權益，最後終於弄明白只有「違建」一事是真正可以挑剔的，總之，他給縣教育局和縣長很多麻煩就是了。
我們不得下更積極地解決遷校的事，無論如何讓尤縣長背著一個包庇違建的名（雖然台北縣的「實質」違建還多的是）是我們絕不願意的。我於是找張國龍（台大物理系教授，借調至台北縣做尤清的主任祕書）和林玉体（師大教育系教授，借調到台北縣代理縣教育局長），請他們想辦法協助。加上黃武雄，我們四人商量了許多次，初步大致的結論是，由台北縣政府接辦，撥一所偏遠的國小分班校舍，委由原班人馬，以代課教師的名義實際工作，名稱就叫台北縣森林實驗小學之類。
朱台翔和我雖然都覺得不滿意，但好像也沒有其他的辦法，雖然我們有自己的堅持，他們也完全支持我們的工作，但我們總不能不考慮在行政體系內做事的無奈。於是，我們出發去找合適的「偏遠國小校舍」，先是看中了往坪林方向的永安國小（永安國小原任校長正任滿要調校），但張國龍說那是水源保證區，我們一下子遷入那麼多人（雖然總共也不會超過一百人），有違環保的精神。所以又再尋找，我們又看中了烏來國小的信賢分班，那兒只有一位老師兼分班主任，和三位學生。我們於是樍極地和他們接觸，甚至我還參加了信賢村的村民人會，向他們說明我們可能遷過來，請地方父老支持新的教育理念…；
但經過一次次的接觸，我們發現真正的問題就出在那一位班主任身上，他「老人家」（年紀不大，但是當地酋長的兒子）根本過的是神仙生活，說的是分班，有三個學生，但正式的學生只有一人，其他兩個是未及齡的寄讀生，每天由媽媽陪著在校園裡玩，而那一個正式生，好像也不必怎麼上課。這位「神仙」根本就不必在學校裡，或是人在學校裡，卻大白天地洗他那輛極其豪華的躍野吉普車。他囗囗聲聲說那塊校地是他們家捐贈的，分班絕對不能取消，而且一定要留下一個分班辦公室……
我們有點害怕了，以後要怎麼辦呢？特別是，信賢分班的教室實在人少，部分改建為宿舍之後，幾乎沒有地方上課，而張國龍他們又基於環保的理由，希望不要增建任何新建築。
正在這時候，張國龍在一個場合裡碰到朱台翔，告訴她說，汐止那邊有一個廢校，風景很好，妳要不要去看看？這時候，朱台翔所安排的陳老闆都已經在信賢準備施工了。但她竟然連我都沒有約（因為時間湊不上），一個人跑去汐止看了一遍，回來馬上決定改弦更張。幾天之後，陳老闆就已經在汐止那邊進料了。
就在這幾天裡，我們發現汐止白雲國小碧雲分班的廢校，產權是歸汐止鎮公所代管，因此台北縣教育局並沒有處分權。我們於是找汐止鎮長廖學廣，向他要求租借那塊廢校的土地和地上建物。廖鎮長說恰恰在幾天之前他已經答應把那塊地方借紿民進黨做為幹部訓練的場所，也就是他囗囗聲聲所說的，要辦他的「黃埔軍校」。這讓我們大家著急，陳老闆那邊一切都安排就序，預計隔天就要開工，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時候啊。
我找民進黨的朋友幫忙，但又弄不清楚他們那個幹部訓練計畫是在誰的手上，好不容易弄清楚了，卻又一時找不到人；隔天我們再去找廖鎮長，訴說我們的苦況和困境，想不到他竟然爽地說，那就租給你們好了，以後他們要用，再和你們商量時間；接下來，我們也得到民進黨那邊的回應，他們說教育改革，大家支持！
這真是驚險萬狀，但驚險的還在後面。和汐止鎮簽約又拖了一段時間，在這之間，汐止鎮的某位鎮民代表得到風聲，竟然找了當地警察，跑到學校去把陳老闆「請」到局子裡做筆錄。當天我人在高雄，電話打到演講會場裡，我都不知道當時是怎麼講完那一場演講的。
事後見到陳老闆，我充滿歉意，心想他為了幫森小的忙（這件工作他是完全不賺錢的，純粹是支持社會公益事業），竟然受到這樣的委屈，不料陳老闆反而一再安慰我，說不會有事的，警察不得不買鎮代的帳，鎮代只是要給鎮長難看。我忍不住埋怨朱台翔做事太急，完全不講求章法，她竟笑著說：「都照你們那種按部就班的做法，什麼時候才弄得成啊。」直到最後簽約的手續正式完成的那一天，看到朱台翔那副歡天喜地、大病初癒的樣子，我才知道當初淝水之戰的時候，謝玄是怎樣不動聲色地下完棋，卻又在門檻上把木屐弄斷的。
在另一方面，我們又向張國龍和林玉体提出更進一步的「要求」。我說：為什麼台北縣不能乾脆就核准這個計畫？這意思是說，在開放私人興學還遙不可期〔註十五〕的情況下，合理的做法是，把森林小學當成一個研究計畫來看，不就一切沒有問題了嗎？我們並不堅持說她必須是一個「小學」，畢竟重要的是她的教育內容，小學不小學倒還在其次；這也並不違背「教育改革」的初衷，因為全台灣各級教育機關，除教育部外，就從來沒有進行過任何關於教育的「研究」，這是不對的。教育，無論是依教育理論還是依照國民教育法，本來就應該是屬於地方事務，不應該由「中央」一手包辦。
但縣教育局的幕僚們找出了法令依據，說是所有教育實驗都要由教育部核准，所以地方政府依法沒有權做主。我們四個人仔細研究了那個法令，原來那是「教育部指定各校進行教育實驗實施辦法」，黃武雄說，這法令規定的是「教育部指定」的實驗計畫，當然計畫內容要由教育部核准，但並沒有任何法令限制地方政府不能進行自己的實驗計畫。然而，省教育廳的意思，認為這就表示所有的實驗計畫都必須通過教育廳和教育部，而他們又認為民間機構不能自己提出計畫，這之所以陳廳長那時候希望我們找一所私立學校代為提出。
黃武雄於是主張，台北縣應該有自己的做法，不必理會官僚體系裡的「陋習」或「行規」，這也是地方爭取教育自主權的重要表現。我看著張、林二位，他們兩位沈吟半天，然後不約而同地說，好吧，這個責任就由我們來扛。
我知道他們說這話需要很大的決心，因為，在台北縣兩黨爭鬥的情況下，他們所有的工作都已經非常困難。尤其是林玉体，他的局長職位還是「泥菩薩過江」，前一個議會期，教育局的預算幾乎被刪了個精光，只是因為議員們杯葛他這個「黑」局長；同時，他們也必須為尤清的立場和其他施政負責。
這兩位學界的精英，放下了無論就待遇還是「前途」，還是個人生活都遠遠高出甚多的教職，毅然決然地投入台北縣的工作，明知道只有短短一兩年的時間，只是因為甘心為台灣「做一點事」。孔子說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我現在明白夫子的意思了。
包括汐止鎮的廖學廣在內，我想我們都沒有資格感謝他們。他們為台灣教育改革所做出的「擔當」，自有歷史的評價，也完全不需要任何人的感謝。然而，在舉世滔滔的今天，在每一個人都圖方便、省麻煩、走捷徑的、已經被弄壞了的台灣社會裡，任何人，不只是我們，都應該向他們致敬！
●結論
森林小學就是這樣地在許多硬挺的肩膀的扶持下，許多溫暖的臂膀的擁抱下，走上了一個新的階段。當然，這只是新的困難﹑新的挑戰的開始，比如說，就在此刻，監察院正輪派了一位委員在調查汐止鎮和我們的租約，以及台北縣核准「籌設森林小學期前研究計畫」的過程；而下一次縣巿長選舉、台北縣市合併之後，汐止的校地又要面臨什麼樣的命運？
這些都是我們無法預期的，我們也沒有力氣去預期它，因為，森林小學真正動人心弦的，還是在她的深刻的教育工作，而我們主要的心力，向來也一直都是投注在這上面。在這篇文字裡，非常可惜的，我幾乎沒有提到這真正重要的部分，那當然是由於篇幅所限，而又有其他如《森林日記》等文獻可資參考的緣故。
無論如何，森林小學和台灣教育改革的路還長；而我們這一群人，正如任何人一樣，終於會，也必須會悄然逝去。
然而，「尋覓森林」，和由之而象徵的人本教育的精神與理想，卻還要陪伴著一代一代新的「人」的生命，在人類歷史的洪流裡繼繽發展，永不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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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是張杏如女士的贊助，還有吳尊賢基金會的吳姿秀女士與洪健全基金會的洪簡靜惠女士，再加上其他的捐款，我們才能湊足設立基金。結識後兩位，也是很偶然地，我在國語日報的一篇文字「我們為什麼要籌組人本教育促進會？」引起了嶺月女士的注意，她就熱心地安排我和她的這兩位好朋友見面。
註二：參見史英所著（怎麼辨）一書。
註三：關於這筆獎金，還有一則笑話：時任工作委員的周彥文（現任董事）打電話來，說要來和我談獎金的事，見面之後，我才知道，陳清枝對他說我要那一筆錢，我說這怎麼可能？經過對質，原來是我曾說過，如果戴招元要領獎，我還更有資格一些。後來我才知道，並不完全是陳清枝聽不懂假設語句，更因為他以為世上所有的人都走是要錢的。
註四：挽留的過程裡，戴招元表示，他是一個人才，是愛心大師，除非基金會每個月付五萬元的薪水，否則他不會願意留。這樣，我們當然是無法留他了，不只囚為付不起那樣的薪水，更因為我實在覺得他「有一點問題」
註五：白董，是某證券公司的董事長，他在新聞上看過森小的消息，有一次路過野友山莊，進去看了之後很有興趣，想要把附近的地都買下來，說是可以提供部分地給森小用，後來自董捐了六十萬給基金會，我們用這一筆錢，另外追加了四十萬，在野友山莊建了一棟簡單的房子，以此換得野友山莊三年半的租期，這是原先為森小準備的校舍，後來森小改在林口，基金會就只利用那兒辦「森林育」。
註六：在金錢上，他也有一些「現象」，我一直覺得必須「體諒」缺錢的人，所以前面都沒有提。但是既然已經說了事實，就應該說全部的事實，因為部分的事實，可能是一種欺騙。他從基金會開始支薪之後，不久又將他太太聘為助理；過不久又要求向基金會借錢，我們還為此擬了「急難救助」的章程，以便在會計上可以處理，（後來並沒有借）；他又要基金會付他家裡的電話費和往來各地的交通費（囚為是公事），我們也付了，但這是基金會到現在為止唯一碰過的事；又有一次他帶期前活動的孩子去採果子，事後竟然說那是他父親的果園所以要付錢；戴招元以前也曾說過，必須要有一個基金會，因為以前的捐款都是進入陳太太的帳戶……
註七：事實上，不只是陳清枝這一方面，戴招元前不久還在對外宣稱森林小學是由他企畫的，這不只是對在森小工作這麼久的基金會同仁不公平，因為森小從一開始就從來沒有依照過那幾頁的「企畫」，更遑論自建校以來所付出的心血與勞苦；對社會也不公平，人們有知道事實真相的權利。
註八：在往後的日子裡，我有許多機會聽到她談「經營」的方法，有的時候，她甚至主動找我去，要給我「上課」；她也主動地安排她們公司的財務經理，提供知識和經驗給基金會的財務和會計部門。
註九：依照私立學校法第四十三條，凡未經立案，而以學校名義對外招生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註十：理由是，基金會的章程上有一條「年度工作計畫，必須報部核准」，而「違反章程者，主管機關得解散之」。但天可憐見，所謂基金會的章程，是教育部印好了，讓所有申請立案者去填空的。
註十一：尤縣長在議會的答詢是：「我不能讓小孩子睡在露天裡。」
註十二：森小的學費，大概只能支應開支的三分之二不到，所不足的部分，都要靠基金會的募款。這當然是因為「師生比」很近，而又在軟體上花費很大的緣故。
註十三：這當然不是說我們不感激陳廳長，我們認為做為一個官員，他願意如此主動地協助民間的理想，實在是值得敬佩的，只是我們有更深一層的堅持，只好讓他的好意落空了。
註十四：說是突然冒出來，也許並不對，我猜想呂議員之所以緊咬森小不放，多少和我參與新莊國中學生自殤案的調查，朱台翔代表基金會（她已接任董事長）為家長爭取權益，而我們都完全不買地方議員的帳有關。當然，這也許只是小人之心，呂議員也許另有更「重大」的目的，或更「神聖」的任務也不一定。無論如何，證明我們並沒有「玩物喪志」，反而為了基金會原來的工作，讓森小遭受更大的打擊。
註十五：行政院會上已經原則同意開放私立中小學的設立，但施行細則還在各地方政府研議中，看起來，到最後定紊還要很久，而且，最後定案裡的種種限制條件，恐怕也不是我們可以達成的。
＊原文刊載於「森林小學綠皮書」以及人本教育基金會網站http://hef.yam.org.tw/forest/forest1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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