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教育學院

講師◎李茂生教授∕台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整理◎翁婉玲

對於犯錯的孩子，很多所謂的「專業人士」在談輔導技術時，都是說：要深入孩子的心，要把自己當作他，將心比心、體會到他內心的苦楚；但我覺得這事實上很難做到。將心比心是什麼呢？捫心自問，我們真的能夠完全暸解別人心裡在想些什麼嗎？我們是不是很習慣刻意去營造一個看起來很美滿的人際關係，其實心裡面常常不是這麼想？

我們無法、也不需要用很專業的知識來探索小孩的內心。當你嘗試這樣做時，常常只是透過人際關係上的上位地位，把你心中的想法、慾望，全部壓到對方身上。通常這些慾望會成為獨斷地判斷小孩是否犯錯的標準，而壓力則是成為小孩犯錯的根本原因。

所以與其信賴專業，不如信賴自己的本能。如果真的能面對自己，瞭解自己，瞭解你的小孩；不需要等到小孩已經到達違法而被送到法院的階段，就可以在更前面一個階段，修復彼此之間的關係。

我們一定要先承認，有人際關係就會有上下關係，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就像法律說，正義與公平是我們追求的目標，這句話背後隱含的意思其實是說，正義與公平是不存在的。如果我們跟小孩說：「爸爸和你坐下來推心置腹談一談，我跟你是平等的。」他們一定會覺得：「你又在假仙，到時候又要扣我的零用錢。」

在上位的人如果沒有做好該做的事，又以為可以瞭解對方的內心，把自己的理想不斷壓到對方身上，總有一天孩子會喘不過氣來，會想脫離。

不同世代的鴻溝

我們這個年代的人，所處的時代充滿了遠大的理想，年紀輕輕就被灌輸了很多想法：有「反共抗俄、還我河山」，還有「犧牲小我，完成大我」，「覆巢之下無完卵」。我們都會背「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我們任勞任怨、不求任何代價，只為了更高的國家的利益。連小朋友寫作文都是寫：我將來要當總統、警察或軍人，保衛國家。

這個時代的人，每個人看起來好像都有犧牲奉獻的精神，但在某種程度上，這其實是違背人性的。到四十歲的時候，很多人會發現，自己的理想開始幻滅；自己的一生都是在服務別人，而不是為了自己。不過雖然理想幻滅了，但是仍舊是心有所不甘，所以就會想去影響小孩，把自己一直以來所夢想的、想達成的，延續下去。

但社會的局勢已經改變了，現在青少年卻沒有什麼遠大的理想，他們只能透過很多小東西來表彰自己的特性和人格；他們追求的是「你有的，我都有；我有的，你沒有。」從衣服的廠牌到御守的花紋，每個人都想證明自己的與眾不同。這時候你跟他說，人生要有雄心壯志，要看得遠，一點用都沒有。現在的孩子非常現實，沒有辦法被偉大的理想所規訓。

兩個世代之間的差異，讓大人很難真正瞭解孩子在想什麼；這時如果大人透過較為上位的地位，要求孩子去追尋自己曾經追尋過的夢想，就會對孩子造成非常大的壓力。
偏差值造成的傷害

在現實社會裡，孩子與成人「理想」間的差距不是那麼明顯；但彰顯這種差距對統治者來講非常重要。就像驢子前面掛的紅蘿蔔一樣，如果有紅蘿蔔，驢子就會朝著自己想要的地方走。所以我們的教育系統做了一件事，把每個人的現實和期待他走的方向之間，設立了偏差值。比如說，發明全民英檢之類大大小小的考試，樣樣都用分數來評定高下，讓小孩子從小就不斷追求毫無意義的一分、兩分。

以前我們那個年代，大家比較在乎的是最終的理想和成就，目標在那裡，雖然起步較晚，但只要再花一、兩年，一樣可以達到那個境界。但現在凡事都比偏差值，很容易掉下來，今天考得好不見得明天會考好，所以每個人都會為了這個國家所設計的規訓機制，耗盡所有的精力。

而偏差值比不上人家的孩子，一次又一次，被貼上標籤，會遭受到嚴重的挫折。如果這個時候家長再把自己的理想壓進去，小孩子的生活空間頓時被綁死，有可能已經被推到虛構世界的邊緣，我們卻不知道，還一直壓。壓到最後，小孩子雖然還是有物理的身體，但他在社會上是透明的。

被透明化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別人看著你，卻好像你不存在。透明以後孩子總是想大叫：「我存在著！我存在著！」把自己最後的求救訊號傳出來。而吶喊的方法，有時是傷害自己，有時就是傷害別人。

人際關係需要面具

我在民國86年時參與了新〈少年事件處理法〉的制訂工作，其後又積極地參加法官的訓練課程，至今已經有很多的法官都結訓了。我花了很多心力想讓他們理解：小孩子的犯罪是社會逼他透明，他發出的最後吶喊。你想救已經被透明化的小孩，要先放棄對於溝通系統的操作，讓他找回自己的面具。我們每個人至少要擁有三套面具，才能處理好人際關係。只有一套面具的人，現在應該會蹲在大牢裡。坦白說，我的包包裡有五個面具，對不同的人，用的面具是不一樣的。我面具越多，我的特色就越多、越能展現自己的人格特質。

你要提供一個環境給他，刺激他發出第一道訊息、尋找自己的反應。這道訊息可能讓你很生氣，不願意接受；沒有關係，再怎麼氣，你順著社會化的規矩回應一次，他也會順著規矩，再回應回來。反反覆覆練個幾次，他有了第一具面具，就不會痛了。不管他給你的刺激是什麼，你都反應，一次一次訓練他不斷表演自己的面具，進而擁有很多面具。

這些面具都是為了既存的社會結構而存在，大人可以幫助孩子了解這個現實，如果想尋求絕對的自由會毀了自己，斷絕人際關係；也不需要否認自己想支配孩子面對世界的方法的慾望，只要記得克制自己，不要讓孩子變成透明人，這樣就夠了。

三個案例

大人在「上、下關係」裡真正要做的事，應該是撐著孩子，當他最後的支柱。不管孩子有沒有做錯事，在他快要被透明化的時候，能夠擋著他，讓他活在現實的世界裡，有力量發出自己聲音。

我舉三個真實的故事和大家分享，希望這些經驗對大家有幫助。

【案例一】日本有名的神戶殺人事件：一個國二的孩子，殺了兩個國小五年級的小孩，然後用刀子從頸部一刀一刀把頭切下，用布包著，掛到自己校門口。

法官只判他到少年院（我國的撫育院或矯正學校）住兩年，並進行心理輔導。

為什麼法官要這樣判？ 

因為這個孩子從小，父母為了生存，都在外工作，根本不理小孩，交給阿嬤照顧。一直到小學六年級為止，孩子做錯事衝回家裡，先找的都是阿嬤。阿嬤是他的避風港，他可以在這裡享受到人際的互動和支持。阿嬤拍著他說：「不要緊，不要緊，做錯任何事都不要緊，你就是阿嬤的小孩。」不用管阿嬤心裡怎麼想，至少孩子感受到的是真實的擁抱和安慰。

國小六年級阿嬤去世，他受到汙辱或欺負時回到家裡，一個人都沒有。他開始不能理解，自己存在的價值是什麼？於是他找來動物，從動物的哀嚎和眼神裡尋求自我。他開始抓野貓，把貓的舌頭、腳掌剪下來，泡成好幾罐。一直到附近的野貓都逃光了，還是沒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

他不敢跟更大的大人有互動，因為他非常虛弱和透明化，所以他開始玩比他年紀小的小孩子。玩到最後，他想吶喊，讓自己不再透明，所以做出了如此令人難以置信的事。

從國小畢業的那天開始，一直到殺死小孩為止的兩年期間，一個人就這樣被毀掉。他無法從事真正的人際交往，只能用殺人的方式讓人知道自己需要協助。

【案例二】有一個爸爸是民國38年從大陸來台的老兵，取了原住民老婆，後來老婆跑掉，留下一個小孩。他退伍後，把所有的積蓄都灌注在小孩子身上。為了讓小孩能擁有戶籍分發進明星國中，他把所有的錢用來幫小孩在國中附近租了一個閣樓，整整租了六年。他所投資的愛和物質，對小孩來講是非常大的壓力。

那間學校有非常多高知識分子的孩子，從小就受到很多「贏在起跑點上」的教育；小孩剛進學校的第一堂英文課就嚇到了，因為其他小孩的英文程度都很好，還能用英文和老師對話，他卻完全聽不懂在上些什麼。老師看小孩跟不上，從校長到工友，每個人都勸小孩轉校。

小孩怎麼敢轉校？回家也不敢讓爸爸知道。大家上課，他一個人坐在那裡，像透明人一樣，沒有人理他，壓力非常大。後來，他開始蹺課，在學校裡找個小角落蹲到下課，然後再笑嘻嘻回家，假裝學校的一切都很順利。

逐漸，他在學校的據點旁邊，開始有香煙、有空米酒瓶，還有保力達P；慢慢地，他膽子大起來，不願意做透明人，一步一步跨出校門，進入幫派。

最後我知道的是，他跟一個都是慣竊的竊盜集團在一起，他是其中最小的一個成員。這個集團後來整體被抓到，他也變成常業犯，被送到新竹少年監獄。

父親充滿壓力的期望，和整個學校對他的漠視，竟然讓一個本來應該擁有受「義務教育」的權利的孩子，就在校園裡被徹底透明化，走入歧途。

【案例三】我有一個朋友，在他女兒小的時候，給了她一塊錢，要她放在鉛筆盒裡，不能搞丟。交代她，學校有任何事情，一定要用這一塊錢打電話給他。

終於有一天，發生了一件事情。

在現實社會裡，小孩子尋求的是一分兩分的差距。他的女兒和她的同學，為了一、兩分的事情吵起來，說老師不公平。兩個人互相罵來罵去：「妳是假的，我是真的啦！」

後來她同學不高興了，跑去找當導護的媽媽，媽媽跑去找老師；兩個大人加一個小孩，一字排開，對著一個瘦瘦小小的小女生說：「妳錯了！」那個女孩當場掉下眼淚，哭著拿出一塊錢，打了那通電話。

我朋友從辦公室趕到學校，闖紅燈、超速，只花了十分鐘車程。到了學校，他衝去先找訓導主任和校長，說：「小孩吵架，你們憑什麼用大人的地位，威壓著小孩，讓她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因為讓小孩子一句話都講不出來的下一步，就是透明化。他們試圖吶喊：「救我！救我！」，但是大人壓著他們，讓他們連辯駁的機會都沒有。

這時候，我的朋友不管女兒有沒有做錯，走過去撐著她，讓她可以講出心中的話。要罵人也可以，要辯解也可以，並沒有強迫她道歉。大人威壓小孩，就是不對。他撐著女兒，讓女兒的聲音不會在大人對小孩的威權裡消失。 

這就是成人該做的事情。

給他機會回到原點

對任何一個做錯事的小孩，不要責罵他、更不要獎勵他，只要站在他旁邊，幫他撐起自己的空間，不要去干涉。你只要敞開胸懷讓他回來，拍拍他，讓他感到安慰，了解這裡有個避風港，就夠了。他會開始有自信心，會開始信賴人，他會再度出去，表現出他自己獨特的人格。這個人格不是你能干涉的，因為他是他，你是你；但你撐著他，讓他可以發出自己聲音，不被透明化。

我所參與的〈少年事件處理法〉就是根據這個簡單的道理設計出來的。我們提供新的機會，讓任何做錯事的小孩都能回到原點，而這個原點擁有無限的希望跟選擇。至少，他可以重新選擇合法、非法、合道德、不合道德；他怎麼選擇，我們無權干涉，他下次要不要再犯，跟我們這次要不要給他協助都無關。我們只是提供他機會，讓他在這段飄搖不定的期間裡可以活存下去；不要在他發出最後吶喊時，斷了他的生路。

＊原文出於人本教育札記第170期，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