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教育學院

文◎陳曉蕾（香港記者，此文撰寫於於2000年，同時亦採訪了台灣其他幾所理念學校）
台灣四所理念學校中，森林小學的歷史最久，名氣也最大，從十年前政府不承認學校，多次計劃取締，到現在社會廣泛認識，銳意改革的國立學校紛紛自稱「國立的森小」「台南的森小」……幾乎成了台灣教育改革的神話。

來到台北市郊汐止鎮的校舍，乍看來卻與一般學校沒大差別.小小的課室坐了十三﹑四人，安安靜靜的，老師拿著書本教，學生聽。在校園走了一圈，感覺是穩定，有系統的。

校方安排了訪問中文老師蕭惠卿，她在森小教了九年，是最資深的老師之一。蕭老師說：「學校辦了十年，行政有了制度，老師對教學方法也有了默契，算是上了軌道.」以中文課為例，森小的老師已共識出低年級教認字，先是唸，把字形認下來，才去學寫，中年級看長一點的少年小說，高年級試試古文和現代小說。幾位中文老師的教法都有聯繫，清楚學生的水平。

蕭老師負責的，就是高年級的課：「這個學期我們在看清末小說<�斷雨情跡>，故事有點像羅蜜歐和茱麗葉，學生大致也看明白了。我又給了村上春樹的一篇短文，我們會討論文章好不好，好在哪裡，不好在哪裡。」她拿出大疊功課來，形式近似看圖作文：學生看圖畫，寫作文，然而圖畫挑得好，文筆故事也生動活潑。

蕭老師改作文，只會寫評語，不打分數，可是她會叫孩子背書﹑默書：「小孩挺喜歡背書啊。」學校現在教授的是教育部所頒定的科目如國語﹑數學﹑社會等。森林小學電腦網頁上刊登的課程，例如以「衣食居行」溶匯教學，教學生定出開餐廳計劃﹑衣服的製作過程﹑不同文化的建築﹑交通工具的演進……都是辦學初期的，已經取消了。
經過了十年,森林小學和建制內的學校是如何地不同？

專訪校長:朱台翔
「我們跟外面不一樣的是愛，很愛很愛小孩，老師不會打﹑不會罵，要求家長全心全意去愛小孩。」森小校長朱台翔笑著說.小朋友都叫她「朱朱」，她是支援森小的「人本教育基金會」董事長，當年她是基金會中唯一堅持辦學校的，可以說沒有她就沒有森林小學。

朱校長最不滿台灣教育的，是學校普遍施行體罰。雖然跟香港一樣，台灣教育部禁止體罰，但學校裡老師還是經常打罵學生，家長沒有意識，也不敢去阻止。她一說就生氣：「我一直要台灣都沒有體罰，我才會死掉！人就是不可以打人，這是最基本的人權，大人可以打小孩，但打人不那麼敢打大人，這是欺負小孩啊！」

森林小學十年前開辦時，已提出老師不可以體罰，訓練出來的老師均不會打罵學生。朱校長的工作，主要針對家長：「孩子如果有困難，沒法調整生活，那都是父母﹑都是以前的老師學校社會造成的。

我們要求父父母蠻簡單的：只是要傻傻地愛孩子﹑傻傻地疼孩子，就夠了，教育的部份暫時交給學校。那是學校沒辦法的，老師十幾個愛一個小孩，不如他爸爸媽媽疼一個晚上。父母要認真去愛，可以滴出蜜來的愛！」說得肉緊，她自己也大笑起來。

校長指的愛，比一般的要求高：「就談普通的家庭，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用命令威脅的方式，那孩子就會有怨氣，就沒辦法用好的方法去生活，不能自己作主，就這麼簡單。

試過有一個學生，一年級下學期來，我知道他媽媽會打，就跟她說不可以。但二年級上學期一開學，孩子就退步了，好像很不快樂，原來爸爸暑假時在家打他.我馬上就叫爸爸來，他來到學校，一臉尷尬很不好意思：校長，你知道了？我說聽說你打小孩，這是森小最嚴重的事，沒交學費也沒關係，真的！就是不可以打小孩。

爸爸說，其實也沒有真打啦……媽媽說話了：有一次朋友聚會，有人跑來跟我說，森林小學的教育到底是什麼一回事？你丈夫說有次很氣要打孩子，那孩子很急，還是說爸爸，你要不要出去洗把臉，吹吹風，冷靜一下？爸爸嚇一跳，就沒打下去了。現在一年了，爸媽都沒打了。

不能打，就要發展「講」，這就是我們要的。打是用威脅的方法，沒去想事情，也沒從對方的角度看，小孩就只會接受命令，也不會想了。」

森林小學收學生，對家長的要求非常高。來報讀的家長要先上「入學說明會」﹑參加「父母成長班」﹑然後才是學生試讀兩周.進了森小，每個學期起碼一次懇親會﹑有時多至兩到三次，每星期還有一次父母成長班﹑校長另外再輪流見每一位家長，學校其他老師也要學習和家長溝通。如此這般積極介入家庭，連離婚幾年的夫妻，也給校長拉在一起，開始做回好朋友，還有復合的機會。

校長一點也不覺這是干預家事：「我是協助家長啊！很多家庭都很感謝。家長都說，表面上帶孩子來上學，事實上父母得得益最大。我其實也不是去教什麼，是讓大人小孩都有能力過日子。人最重要就是活著，就是要活得高興﹑活得歡喜。」

森林小學是記宿學校，一方致力重整家庭，另一方面卻使學生和家長分開住，不矛盾嗎？「這是沒辦法的，學校沒可能在市中心找地方，要小孩天天花三小時車程又太浪費。可是我們發覺，在宿舍會鬧會吵的，都是家裡有問題的。家庭穩定的，孩子知道什麼時候回去家都是一樣，反而不鬧。

有些剛來時很獨立，那是父母要的，但一個學期後頑皮得不得了天天嚷著回家，可見他以前傷害得多嚴重！我會退學費叫他回去，如果孩子沒辦法離開父母，需要家庭，我怎麼可以迫他留下呢？」

因為留宿的緣故，學校特地請了六位生活老師，跟學生一起生活，除了教授學生聽﹑讀﹑寫，掌握學習工具，還著力培育人際的溝通互動.校長說時眼睛發亮：「我們有舞會﹑音樂會。為了讓肢體舒展，有七種舞讓孩子挑：叮噹舞﹑小木偶﹑手背腳舞.美術老師有一個是師範大學美術研究系的，一個是時裝設計師……學校很看重小孩生活的美，這就是很舒服很平衡的感覺。

外面的學校不可以這樣不可以那樣，好像很平靜的，其實是暗潮洶湧。有權威的人一旦離開了，學生就不會自處。我們的小孩常常看畫展，都很安靜，但另一批人走進來，不管是大人小孩大學生研究生，都吵得不得了，我們的小孩實在沒辦法欣賞。前陣子故宮有古文物展，我們也去，我覺得學生比一般人更有欣賞的能力。」

可是我看過<�森林日記>，那是朱校長紀錄森林小學九零至九二年的生活，其中提到師生一起去台灣外島蘭嶼，因為老師希望學生學習簡樸生活，有的孩子不肯，就吵起來了。「那是剛開始的事情。」校長馬上解釋：「現在我們已是愈來愈穩定，老師愈來愈會了。現在一個老師都有研究計劃，老師也在不斷學習，愈來愈優秀，有制度。

我自己也是愈來愈成熟，以前很有熱情，也有一點能力，可是沒有接觸這麼多困難和挑戰。每一個困難跟挑戰都讓我把事情想得更清楚，更清楚，就會修正。好像我是不會罵人不會發脾氣，可是早期的家長會用攻擊的語言罵我：為什麼小孩都不認識字，都不會寫……一年前還有家長拍桌子！我會堅持，小孩現在不上學是代表其他的問題，我不會強迫。但我也看到了家長生氣是因為有些問題他沒辦法解決，要的是拹助不是指責。他罵人我不氣，光這點能力是我以前沒有的。」

在台灣訪問期間，經常聽到對森林小學的批評，就是學生不上課也可以，有的學生幾年也沒上課……沒說完校長就反駁：「這樣的人不負責任，把森林小學貶低，以為可以提高自己……」不，不是學校說的，只是一﹑兩位碰到的家長提過，我急急澄清，她馬上接下去說：「這就是不了解，家長就應該去了解。這就是台灣教育的困難，不了解就可以去批評.這是最大的困難。」

校長還是掛著微笑：「其實我們會想辦法。任何人學習都是愉快的，失去愉快情願在那裡，代表他的困難，要找出來，慢慢去教。孩子不上學，是代表他以前的生活方式不好。老師會討論怎麼幫助學生上課，還會協助他不會因而有罪惡感，躲躲藏藏。

小孩一給強迫，就受到限制，反而給他自由，到了一個階段成熟了，就知道要的是什麼，學習就有力量了。」
那森林小學要教出怎樣的人？「每一個人就用原來的樣子過生活就好了。每個人都不一樣，不是要變成我要的樣子。」朱校長又補充：「只要給愛得夠﹑會思考﹑勇敢地表達﹑願意有熱愛生命的能力，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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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台翔一九五零年出生，持有淡江大學攻讀數學系碩士學位，曾任台灣多份報紙的專欄作家。
十二年前和史英等成立人本教育基金會，推動台灣教育改革。她相信教育要改革，一定要自行辦學校，給國立學校做示範。十年前為籌備森林小學，放棄了世界新聞傳播系學院專任講師一職，大幅減薪出任森小校長。
著有<�森林日記(1990-92)>﹑<�森林紀事(92-93)>等。


探訪學校
點心時間到了，學生都來到禮堂，自由拿牛奶喝﹑挑點心嚼。我跟兩個女生聊起來。
周蜜在這裡唸了三年：「是媽媽要我來唸森小的。其實一年級在別的學校唸，也遇到了好老師。不過還是這裡舒服啦，老師比較像朋友。」

邢亞唸了四年，今年就要畢業了。想過畢業要唸什麼嗎？「沒想過……」會去同樣是理念學校的全人中學嗎？「不！絕對不會去全人，那是個暴力的學校！聽說很恐怖，過份的自由！」那唸國立中學會適應嗎？「應該沒有問題吧。」

三年級的詠晴在看報紙，我問她：「可以去看你的宿舍嗎？」「可以呀，不過宿舍住了六個人，我要問多三個人同意，才可以帶你去。」詠晴馬上就去找宿友，未經拉著我的手：「可以去了。」

房間小小的，放了三張雙格床﹑一排衣櫃﹑每人一張書桌連書櫃。我又認識了真慧，她住高雄，每星期都得坐飛機來回學校。詠晴前陣子剛去了真慧家玩：「去高雄三天兩夜呀，就很想家。本來住宿舍是不想的，但去了她家，就沒機會回家了，結果好想家。」又告訴我真慧很懂事，知道家人送她來要好多錢，自己很省，麥當奴都不捨得食。真慧後來偷偷在我耳邊說，她家是賣東西的。

體育課，小朋友一起做運動，我剛走過去，一個小男孩就來到我身邊，他是邱齊，剛進森小。邱齊不肯上課，跑來跑去的，我跟小朋友聊天，他突然用頭撞我，一下一下，撞了好久。

我問他，邱齊做什麼？他沒說話，繼續撞，後來還一腳踢下來，我慘叫一聲，這才知道他想我跟他走。他把我拉去山邊的小木屋，我才進去，他就在外面把門鎖上了，怎麼也不肯開。別的小朋友幫我打開門，邱齊又硬拉我上山。我實在上不了山，他又拉我去宿舍。去了宿舍，他要下棋我不會，拿了個髒瓶子要我喝我不幹。好不容易離開了宿舍，他又撞又推的要我進課室。我說，好好好，看你上課的地方。

這真是一場角力，成年後都沒這樣跟小孩糾纏過。我拿出錄音機，問：「邱齊，我們來錄音好不好？你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都不喜歡嗎？」「不是！」「喜歡媽媽嗎？」「喜歡！」「那森林小學呢？」「一點點！對我兇的就不喜歡！」「這裡會有人兇嗎？」「會！」「因為你太頑皮了吧！」「不是！」「你這樣還不算皮嗎？」「不皮！」他忽然又再用全身的力撞我，唉，連唯一的武器錄音機也沒用，我只好叫救命。

隔壁兩個女孩在彈琴，回頭看看，繼續彈。我跌在地上，邱齊很敏捷，一下就把我的鞋子脫下來，拋到課室另一端。我去撿，又沒他快，他又丟出去。我幾乎要發瘋了！對著玩得那麼痛快的小孩，罵又罵不出，想哭又想笑。

邱齊終於累了，我也終於搶回鞋子，可以逃出課室。趕著下個採訪，森林小學的老師開車送我，邱齊一轉身就上了車，老師說不可以，他不情不願的下車。車子開了，邱齊在後面一直跟，眼睜睜的，像要哭出來。我突然發覺，他可能喜歡我，不想我離開。

老師看我頭髮衣服都亂了，說：「謝謝你，邱齊在試你是不是愛他。通常剛進來的小孩，一開始會很乖，然後有的就會很頑皮，他在試別人是不是真的愛他，就是多不乖，別人也會接受他。
謝謝你！」

專訪創辦人:人本教育基會會執行董事史英
史英教授拿出一把彈珠：「你看，用雷射光看射過去，就可以反射出彩虹！不過效果還是不夠好，我們在找透明的。」他在<�從森林小徑到椰林大道>就提過，為了要教小孩子「看彩虹的方法」，他含了一口水，用力在陽光下噴出去，製造彩虹來。
史英在台灣大學的辦公室，可算是森林小學的課材研究所，他和助手專門研究教學設備，包括參考書﹑實驗的器材﹑教學的工具……有的買不到，就要自己設計，像看彩虹的彈珠便是助手找回來。

史英教授也是森林小學的創辦人，和朱台翔校長在學校內扮演相輔的角色，他注力的是教學方法：「森小的教學方法比以前進步，我們投注了很多力量在知識上。你說看起來和傳統的學習差不遠，其實真真的顛覆不是形式上的，靜靜坐著也可以。 好像以前我們教空間，可能不知道怎麼教，就玩遊戲，但現在知道如何教小孩空間的概念，就不用躲避，直接說。

舉一個例子：一個縣的國立小學辦研討會，請我去分享經驗。那些校長都很熱烈地說：小孩在課室太辛苦了，應該有寬廣的空間更多的活動，一個星期至少一個半天﹑或者兩個半天到戶外教學。最後我發言，我說我不認同把課程拿到外面去，應該是把教室變得更合理，而不是保持教室是苦海深淵。是煉獄，所以每星期一個下午去放風。

出去只是形式，重點不在裡面外面。你在教室打人，到外面也打人，有什麼分別？教堂都管不住了，出去能管我才不信.我們的教師就試過在展覽會，看見別的學校的老師當眾打學生，看不過眼就出去干涉，就吵呀，打起來呀！
好好教「寫算」才是正途，讓小孩在教室學得高興，就不必老是想用另外什麼方法去調劑。在場的校長都非常意外。」

要提升教學方法，教師的質素非常重要，史英十分質疑現今的師資培訓，多年前就提出要辦「森林大學」，重新培訓可以落實教育改革的老師：「森林小學沒有辦中學，是因為沒有老師.人對教育的想像，很難脫離自己的經驗，所以講什麼理論還是沒用，做了老師，他表現的就是小時老師的樣子。連我自己也是這樣，我已經有很多反省，但仍然很難逃避當年老師在我腦海中塑造的形象，稍不謹慎就返回去了。那一般年青人會更困難，這就需要更徹底的師資培訓。

我們已經要求森林小學所有的老師，都得做研究計劃，因為研究的人和教的人應該是同一批，如果像目前這樣分開，教育永遠達不到理想。但現在老師是「土法練鋼」訓練出來的，檢一個算一個，這很慢，耗損很大。只有辦成了森林大學才有可能有老師去教小學，這才能去辦森林中學.」早前蕭惠卿老師就說過，森小的老師平均做三年的時間，就撤職了。

人本教育基金會籌辦森林大學，已經談了五﹑六年，遇到的阻力非常大：「辦大學需要很多資金，我們計算是十億元(約二億五千萬港元)，包括師資﹑土地﹑設備，這是最省的了。在德國，辦學者可以得到銀行五十年的低息貸款，等於是錢先拿去辦學，台灣就看不到這點。

構思的大學首先是架構上就不像一般的大學，分開理學院文學院法學院……這是知識上的割裂。我們會有教育哲學系﹑自然科學系﹑公共行政系﹑數學系﹑文史系等，學生混合修課，但更重要是內容是顛覆的，對現今的主流價值觀作更深的批判。學生不是來學習別人告訴我怎樣，而是來推動一個東西的，可是說是深層的「造反」。

我們已預知政府一定不容這種大學，但這是重要的，除了訓練出老師，還能培育新一批的鄉公所人員，走入基層行政。這基本上是承繼了五四運動，胡適等人的理念。」

回到森林小學。史英也強調家長的重要，支持朱校長全力做家庭工作：「小孩的感情世界中，家庭是生命的泉源，建校初期也有想把小孩和家庭拉開，事實上是拉不開的，連二十多歲的人也很難，何況七﹑八歲的人。辦教育的人，對家庭不關心，是沒辦法的。」

一方面注重家庭的影響，一方面對老師教學很高要求，史英表示教出來的學生就很不一樣：「森林小學的畢業生很多都唸體制內的中學，他們會很不一樣。用最外在的形式說，學生對老師同學的態度和反應，都不在乎，因為他有他的想法。who care！

表面上是自我，但實際上是有自己的一套，這不一定比別人優秀或不會犯錯。但人就是要先做自己，不是光跟著別人的屁股走。為什麼那麼多人支持德國納粹黨？為什麼會有文化大革命，就是沒有想！人最大的不快樂，就是沒有了自己，森林的小孩都會有自信，相信有力量去完成自己的一套。」

在人本教育基金會出版的＜森林小學綠皮書＞就有這麼一段：「人們老是擔心孩子能否適應老師﹑適應學校﹑適應社會，卻從來不問孩子能否改變老師﹑改變學校﹑改變社會。這是大人從來不重視孩子的自主。」史英總結：「我不可以咬定森小的教育方向對不對，但現在改變是唯一的希望，有改變，已經成功了。」

Box：
史英現在任教於台灣大學數學系及大氣科學系。
早年曾擔任「台北市立交響樂團」等多個交響樂團第一小提琴手，十多年前開始投入教育改革工作，曾任「人本教育基金會」創會董事長。除了創辦森林小學，還在台大教育學程開設「人本教育」和「教學法」等課程。
著有：<�怎麼辦？>﹑<�史說新語>﹑<�從森林小徑到椰林大道>﹑<�快樂新父母系列有聲書>等。


示範: 數學教科書
「月光之下
樹拉長了影子，
樹影之後，
是小河，
小河的兩岸之間，
會有小橋嗎？」
「之下」﹑「之後」﹑「之間」的「之」，會是什麼意思？
想一想，「兩岸之間」的樣子；
猜一猜，「二分之一」是什麼意思？

這段課文，是教二年級小孩分數的概念。史英編寫的數學教科書就是如此從概念出發，依據孩子的認知發展，教授數學的思維邏輯。特點是提供開放的討論，避免指導式的單向操作演練和標準解答程序。課文的文字﹑插圖亦注重孩子的「情意發展」和「美感體驗」。
教科書得到牛頓出版社支持，幾經交涉始獲教育部審定.開始時台灣約有一百個班級採用，史英表示，教師用了這套書，整個教學方式都改變了，需要更多的思考。但後來出版社財政出現問題，教科書只出了一﹑二年級就停止了，由於課程沒法洽接下去，現在並沒學校採用。

提供課程
活動課程：根據學生的經驗﹑能力﹑興趣﹑需要而組織教材。
科目課程：教授教育部所頒定的國語﹑數學﹑社會﹑自然等。
核心課程：以學生最感興趣的一科為中心，其他學科環繞配合，鼓勵學生採用自我學習的方式進行。
潛在課程：重視一些「隱含的﹑未被期待的﹑不易發掘的﹑無法事前預計的」學習，校方會調整教學方法配合。

教學方法
根據學生的興趣設計，可以是：實物觀察﹑參觀訪問﹑旅行教學﹑啟發問題﹑研究討論﹑遊戲﹑欣賞﹑實驗﹑表演﹑工作﹑演講﹑解說等方法。
評量成績
採取多元方式，包括實際觀察記錄﹑口語評量﹑由學生作業及作品中考核﹑設計評量以及由家長在家庭生活中觀察考核。
上課時間
全日寄宿制，周一上午開課，周五下午回家。上午主要是術科學習，下午是體育藝術等科目。學校經常舉辦一周的活動，例如運動周﹑遊泳周﹑旅行教學周。
教師資歷
七位學科老師早上八點至下午五點來學校﹑六位生活老師下午四點到晚上十點﹑一位資深生活老師從中午一點到晚上九點在校。
每位教師均需做教學研究。
招生及學費
全校名額六十五人，收生條件是六至十一歲，能適應寄宿生活的孩子.學費連住宿剛由每年二十五萬台幣，增加到三十萬(約七萬五千港元).校方解釋大部份的開支都用作請老師，人本基金會年還要津貼部分開支。
家長角色
來報讀的家長要先上「入學說明會」﹑參加「父母成長班」﹑每個學期起碼一次懇親會﹑每星期一次的父母成長班則自由參加。

＊文章原始出處：http://leila1301.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653562
＊備註：此文為洪曉蕾在2000年時採訪森小之記錄，有一些情況和現在的略有不同，但這是一篇很細談到森小的教育理念及教學方式的文章，故在詢問過作者後，轉錄過來讓大家參考。

文◎林青蘭（森小主任）
森小的校園環境裡有很多不同的生物，特別是昆蟲的種類非常多。
開學以來，孩子之間因為抓昆蟲引發一些衝突。例如，舊生對一位一年級的新生把昆蟲抓放到昆蟲箱裏，或者是，想把昆蟲帶回家養，很有意見。一位舊生跟新生說應該要放回去（放回大自然），而且，不可以再放到昆蟲箱裡。這樣的衝突有好幾次。有一次我問這位舊生：「當你還是一年級的時候，有沒有也曾經抓過昆蟲放進昆蟲箱，或者，把它帶回家?」他的回答是：「有！」。孩子互動的這個現象，讓我想到一個教學設計──兩條魚。

「兩條魚」指的是兩本繪本：一本是《第一條魚》，是德國作品，由小魯文化翻譯出版；另一本《微笑的魚》，是幾米的作品，由大塊文化出版。

《第一條魚》故事描述一個十歲的小男孩，勞爾，用他的新釣竿釣起一條又大又漂亮的魚，但是，在他釣魚的附近就有一間海邊餐廳，餐廳裏用餐的人，眼睜睜看著勞爾鈞起這條魚，大聲地責罵勞爾「虐待動物」，要求他把魚放回海裡。故事描述勞爾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個狀況，對一個大約十歲的小男孩來說，是他從未有過的經歷，也是一個困難的決定。

繪本裏呈現的是：釣到魚的勞爾很興奮，因為，這畢竟是他生命中的第一條魚，但是，從他的背後傳來的人們的指責也讓他不知所措。不過，陪著他釣魚的爺爺告訴他：「如果你想殺了牠，就馬上動手。」，又說：「魚是你釣上來的，你就對牠就有責任。至於其他的人在鬼吼鬼叫什麼，不用去理會。」

結果，勞爾用他原本就準備好的刀，結束了那條魚的生命。

我們在繪本的畫面上看到勞爾低著頭、提著魚，和爺爺緩緩地走回旅館；而那些責罵他們的其他的旅客，在一陣驚呼感嘆之後，又回到他們各自的餐桌上開心地用餐，餐桌上擺放的是大魚大蝦大肉…

另外一本，《微笑的魚》故事內容是：有一位成年男人看見一條魚，他覺得這條魚是一條不管白天黑夜都會對他微笑的魚，他就把這條魚買回家了。回家之後，有了這條魚的作伴，他很開心。

不過，這條魚的活動空間就是一個籃球大的透明魚缸，一天晚上，這個中年男子睡著了，卻做了一個夢，夢見他的魚，發著綠光，漂浮在空中，他就跟著這條魚跑到戶外去。這樣的夢讓他有些特別的感覺，不只開始思考他自己的生活，也回想起小時候的自己，隔天早上，中年男人醒來以後，抱起那個像籃球一樣大的魚缸，把他的微笑的魚，送回大海。

在教學上，我先將兩本繪本的圖像都拍下來，放出來給孩子們看。先問孩子們有沒有問題，將孩子們自己提的問題列出來討論。如果孩子們沒有提問題，或，提的問題跟我預想的不一樣，我也會再補充，原本構想要跟孩子討論的話題。

譬如，我會問孩子：如果你是勞爾，你會怎麼做？勞爾的爺爺為什麼要勞爾自己做決定？那個中年男人為什麼決定把魚放回大海？如果你是那個中年男人，會把魚放回大海裏去嗎？另外，我也會讓孩子討論那些餐廳裏的人的反應和行為，有沒有矛盾？像，他們反對殺生所以阻止勞爾，但是，卻正在吃著大魚大肉。

討論的過程裏，有一點很重要，要讓孩子有機會再回頭重新看繪本的內容。因為，繪本裏透露許多訊息，例如，可以問孩子：勞爾的家人和動物的關係是怎麼樣的？如果讓孩子回頭再搜索繪本的內容，會發現，勞爾的家裏有好幾種活的生物：青蛙、蜥蜴、大型狗等等，而且，那些生物看起來是可以自由地在他們家裏走動的。

這樣的討論或重覆回到繪本，尋找作者的創作意圖的動作很重要，可以讓孩子更敏銳地抓到作者想要傳達的訊息，而且，在這過程中也再一次讓孩子的思考面向可以有更多的角度。

在「兩條魚」的課程最後，我並不給孩子唯一的標準答案，或，告誡式的語言；我會再提供一些不同的關於魚的故事，說給孩子們聽，例如：有一次我看discovery頻道，報導鮭魚迴游產卵的紀錄片，看完之後，我自己很感動於鮭魚的生命歷程，所以，有整整三個月的時間完全吃素。可以和孩子討論，為什麼有這樣的變化？

另外，森小也有好幾位老師是吃素的。孩子們對於老師吃素會有提問，不同的老師有不同的原因，有人是因為信仰、因為自己身體的敏感反應，也有為了動物解放的思考。有一次，一位三年級的孩子詢問之後，調皮地說：「那眼前的飯菜也都不能吃了，因為這些是植物，植物
也有生命。」那次，我跟這位孩子說的是：「我很疼惜你的生命，所以，請你一定要讓你的生命活得很好，還是，吃吧！」

我不直接在教學過程中談生活中孩子們的衝突，而是，提供不同的教學素材，讓孩子們可以對人類以外的生物的生命，有更多的感受，同時，也透過課堂的討論讓孩子們接觸不同的思考，或者，體驗自己的思路過程。

而在教材的安排上，如果只談一本繪本、一條魚的故事，其實不足以舖展出思考的空間；而且，還可能流於只有一種單一的思考方向，所以，我會讓孩子們看到不同的魚的故事，那麼，之後，孩子的行為會如何取捨，我相信孩子們會有自己的判斷及選擇。
註：原文刊載於人本教育札記210期

文◎小民（暑假森林小學試教老師）
也是一紙情書短籤的前言：
張咪咪問石小民，怎麼會把一首十年前徐懷鈺唱的歌〈妙！妙！妙！〉，歌詞都給記得那樣清楚？
於是有了這一篇新網誌。看倌聽說，這就是石小民要的愛情啦！平淡庸俗裡，戀人作為啓發彼此以靈視的謬斯。
話說謬斯有九位，而我的張咪咪以一當九！
誰說，有時候愛情就像是一場重感冒，燒退了就好；愛情，根本是一場天外飛來成千上萬筆的靈感脈衝大雷雨！

來，「倒數三秒，我會開始努力把故事講好。」哇咧，水...兔...萬，始めましょう！

那年，他們是參加森林小學試讀的孩子；我們，我與其他並不比他們年長多少的大孩子，是參加財團法人人本教育基金會森林小學師資培訓班之後試教的「老師」。大伙兒，小孩子同大孩子，一同去到汐止山上的森林小學，要一起生活兩個禮拜。 我同孩子們搭乘著箱型客車，在汐止的山路上緩緩地爬升。曲曲折折地爬啊爬。物理老師說，越爬越高，就是把動能轉換成位能。我感覺不到。越爬越高，我只覺得孩子和我的興奮與期待也越是高漲。孩子們期待著他們即將要生活在其中的新環境。我，森林小學去過太多次了，期待著的是把自己交附給這些小鬼頭。大家都迫不及待地焦躁起來，話於是也多了起來。小孩子和大孩子之間的陌生和羞赧，霎時間全都讓渡給了好奇。我坐在兩個看起來有十歲出頭的大女孩旁邊，兩個小丫頭在聊著明年的台北市長選舉。

「妳們兩個小學三年級就聊這個喔？」我訝異地問。
「馬麻說要關心時事！」女孩A說。
「那小民你小學三年級的時後在做什麼？」日後證明她永遠古靈精怪的女孩B反問。
「我在看米老鼠與唐老鴨啊！」
「蛤！幼稚鬼。我們不要跟他講話！」女孩B說道。

就這樣。小丫頭們自顧自唧唧喳喳，而我被打成幼稚鬼，兩個禮拜沒有翻身。發現我比她們想像的更加幼稚以後，她們叫我鼻涕蟲。終於到得了森林小學，大家倍感新鮮地四下張望。拐上了彎抵達的是平時作為停車場的一片空地。空地的右手邊是一操場，操場邊上是一兩層樓鐵皮屋；一樓堆放教具、運動器材，二樓是行前會議已經決定下來的男老師寢室。空地的盡頭是圖書室。空地的右手邊往上高起的是森林小學的庭院，有好幾株兩、三人環抱的老榕樹，石桌石椅。庭院邊就是森林小學的主要建築，一長排狀似轆轤把的L型平房。L型轉折處遠方是一間石造小屋，作為女老師們的寢室。L型的遠端，較短的一邊延伸過來是孩子們的寢室，每一個老師在行前會議時都為自己照顧的孩子們挑好了一間，各自為孩子們佈置好了寢室。我的一間，號稱「半打瞎小豬」，五個小男孩加上我。接連著的是教室、老師們的小辦公室、當作餐廳也作為聚會所的大廳，夜裡孩子們都就寢睡下以後，也作為老師們聚會檢討一天教學得失的會議室，以及廚房。最後是「校長室」。我們的暑假森林小學的校長，是一位大我幾歲，蓄著短髮的瀟灑女生，她叫自己「殭屍」。

孩子們鬧哄哄地找到了自己的寢室，也安頓好了行李之後，我們的暑假森林小學也就正式開始。早上、下午是上課時間。我們把每一個時段分成低、中、高年級，同時會有三堂課進行。授課的老師和搭檔的助教負責上課，沒有課的老師們陪蹺課的孩子們玩耍，或者談話。是的，在勸說罔效之後，孩子是有權力蹺課的。當然，他們也能夠在低、中、高年級的教室間遊走，如果他們不嫌累的話。就這樣，教室裡的小孩子與大孩子上課，教室外蹺課的小孩子和大孩子或者爬上榕樹，或者圍坐一圈說笑；輪到我在外陪孩子的時候，我試驗過舉辦「闔各言爾志」清談會。早熟的女孩A和女孩B趴在我身上，沒好氣地評論道我說的話，可信度都得打折扣，不能當真，因為我只會看米老鼠與唐老鴨。不過我猜我的幼稚最終很是得到她們的愛憐，因為後來她們老跟著我充當鼻涕蟲的「護法」或者「爪牙」。而下一次的清談會，多虧了她們倆押送來她們口中虐殺小動物的「臭男生」，聽我講聖經故事。早熟的女孩B於是開始到處編派，說小民是基督徒，所以才會叫做「牧民」。

輪到我上課的時候，我負責語文課。當年不知怎麼搞得雄心萬丈，一堂課用司馬遷的〈刺客列傳〉教孩子小說理論兼及歷史真實(？)，一堂課用華格納(Richard Wagner)的〈崔斯坦與伊索德〉(Tristan und Isolde)教孩子寫情書。結果女孩A和女孩B拿著我當作輔助教材，融合Kathy和H而寫成的情書，開始一一與其它女生老師進行比對，偵探似的要按圖索驥，標定出她們編派的，我的暗戀對像。下了課，晚上小孩子和大孩子們或者看電影，或者在校園裡散步，或者聚在一起召開生活會議。我們相信，小孩子和大孩子的生活，不是作為老師的大孩子們說了算；我們相信，我們真正的工作是無時無刻與孩子們討論協商，彼此說服，然後約定。我們相信，如果有誰要聽誰的話，不能也不會是因為那個誰佔據了「老師」這個位置；而是因為他的敦促，具有非凡的意義，所以能夠將另一個他說服。關鍵不在誰大誰小。我們相信，一旦孩子被這樣對待，他便開始學習以柔軟的心去對待自己與對待別人，而不訴諸強迫，而不訴諸蠻橫。而我們相信，大孩子與小孩子一樣，都值得被這樣對待；也都還在學習如此去待人。

夜深了以後，我到我們「半打瞎小豬」的一間為孩子們唸我在〈療癒系柴可夫斯基‧ 上〉當中提及的，或是川端康成的《古都》，或是蔣勳的《多情應笑我》，或是《三國演義》的床邊故事。然後，去哄夜夜為夢魘所擾的小女孩入睡。有時候，便抱著孩剛剛才淺淺地睡著了的她參加老師們夜裡的檢討會。這樣子攪和一天下來，我往往累極了；回到校園下方鐵皮屋的寢室，每每還來不及撲上眠床，在長躺椅上和衣就睡著了。

「......周圍出現好多的氣泡，裡面寫著我的感覺，就是妙！妙！妙！」然後，我在每個早晨都要被這樣吵醒，which was非常的不妙！

這是由於第一次生活會議的決議。因為所有的孩子都對大餐廳的全校播音系統感到好奇，並且非常想要操作。偏偏它操作容易，孩子們看我這兼任的校園DJ有時候播放紅螞蟻合唱團，有時候換成我鍾愛的，巴哈(Johannes Sebastian Bach)題獻給他即將遠行弟兄的少作，E大調綺想曲(Capriccio in E Major, BWV 993)，看著看著竟然就學會了。並且，一天到頭偷偷跑到大餐聽播放音樂。於是，我們與孩子的生活會議討論並且決議出了孩子們自由操作它播放音樂的適切時段。為了讓大家都能夠有平等的機會去操作，我這校園DJ還為沒有學會的孩子們舉辦了使用教學。於是，在尊重先來後到的原則下，大家都可以在需要全校放送的時段前去播放音樂。

得了！就這麼，有一批徐懷鈺的歌迷(說穿了，當年那些孩子每一個人都是徐懷鈺的歌迷)每天推派代表早起，然後到達播音系統，用〈妙！妙！妙！〉叫全校起床。連續三天每天睡不到五個鐘頭，又得被響徹雲霄的〈妙！妙！妙！〉吵醒；並且只要是用餐時間，就得被強迫聽〈妙！妙！妙！〉無數遍以後，我發瘋了！也生氣了！於是決定展開我的復仇！

一天，我起了個大早，好整以暇的刷牙洗臉以後，去到播音系統邊等著，等到那個還揉著惺忪睡眼的小傢伙出現，就對他咧著嘴笑，然後按下播放鍵。那個勝利真是甜蜜，我於是到今天都還記得，我播放的是Procol Harum的〈A Whiter Shade of Pale〉(裡頭還是有巴哈)。隔天，我又對另一個小鬼咧嘴笑過了以後，播放了U2的〈Where the Streets Have No Name〉。

第三天，我還在洋洋得意準備迎接我的三連勝；看見女孩A和女孩B率領一大群孩子，浩浩蕩蕩地以拔山倒樹之勢朝我衝過來，五、六個小男孩二話不說將我按倒在地，旁邊沒事的圍成一圈邊跳腳邊喊「妙！妙！妙！」，「妙！妙！妙！」！(我後來覺得，周星馳〈食神〉裡的「少林寺十八銅人」根本是學那群孩子的。)然後，女孩A和女孩B對倒在地上的我咧嘴笑過以後，按下播放鍵。

「事情發生得太突然我還不能詳細說出整個經過，......周圍出現好多的氣泡，裡面寫著我的感覺，就是妙！妙！妙！」

就這樣，我還是紮紮實實地聽了兩個禮拜的〈妙！妙！妙！〉。

好多年以後的現在，張咪咪笑我：「石小民還好意思誇口自己是從小學三年級就開始聽陳昇，從來沒迷過小虎隊的孤僻小孩。你明明連徐懷鈺的歌詞都背得爛熟！」我聞言，思及當年的慘劇和屈辱，憤憤不平地說：「妳以為我願意這樣嗎？......妳知道我這麼多年以來想忘都忘不掉的痛苦嗎？」然後我咬牙切齒地把當年的故事為張咪咪說了。張咪咪邊笑個不停，邊安慰我道：「哎哎......我感受到你的怨恨了啦！小民乖，把它寫出來就沒事了喔......」

而孩子們，你們如今都在哪兒呢？你們，如今都聽誰唱的歌呢？


以下是小由寫的備註：
＊原文出自小民的BLOG http://www.wretch.cc/blog/leoforlion/20454235
＊文章裡提到的暑假森小的確是十年前以上的事了，應該是一九九七年或者是一九九八年的夏天。
＊文中的「僵屍」指的應該是青少年館的館長江思妤，我們通常暱稱她「江思」，但因為發音的接近，也曾看過雜誌的採訪（例如最近的康件雜誌採訪了青少年基地）寫成「薑絲」...這是個讓人充滿各種聯想的暱稱呀XD

2008年，大愛電視台採訪森林小學做成的專題報導
標題是「快樂上學的秘密」

大愛電視台相關新聞及影音檔載點：http://www.newdaai.tv/?view=detail&id=41244

◎林佳樺（森小教師）
森林小學的孩子，大部分時間都住在學校，每個孩子都有一本像連絡簿功能的通訊簿，裡面紀錄了孩子的生活點滴，讓家長可以在上面寫下想跟老師溝通的事情。

有一天，維維的媽媽在通訊裡寫道：「佳樺老師：這個禮拜我發現維維回家時，書包裡藏著你帶給他們玩的玩具。他以前就會這樣，把學校的東西帶回家。我很擔心他小小年紀就有這個壞習慣…請老師幫忙…」

看完媽媽寫的，我在心裡想著要怎麼跟維維談，才能真正幫到他的忙。

晚上的睡前個別陪伴時間，我跟維維說了媽媽的擔心，才說沒幾句，他的頭已經垂得低低的，小小聲地說：「我知道了，我以後不會。」

我問維維：「那你猜，我有沒有拿過別人的玩具？」
「沒有」他很快的回答。

我說了一個我小時候的故事：「以前過年過節的時候，很多表姊、表弟都會來我們家玩，也一定會帶很多玩具來，我常常都會趁他們不注意時，把我喜歡的玩具藏起來，等到他們走了，我才拿出來玩，媽媽要是問我，我就可以說是他們忘了帶走的。」

 聽完我奸詐的小聰明，我看見維維的嘴角微微笑著。

我接著說：看到好玩的玩具，想要多玩，這一點也不奇怪。只是，沒有先說，會讓找不到東西的人擔心，以為東西不見了。

「我們一起來想個辦法，以後如果你在寢室看到，很想要帶回家玩的玩具，跟我說一聲，我讓你借回家，好不好？」

他點點頭。我繼續說：「玩完了，你再帶回來還我，然後可以選擇下一樣。就像我們常常去圖書館借書那樣，有借有還，你覺得怎麼樣？」

維維興奮地說：「真的嗎？耶！那我這禮拜要帶樂高飛機。」

他接著對我說：「在寢室裡，有時候我要玩的玩具都排不到，都是強強玩的比較多。」
我問：「那你有沒有跟強強說，你也想玩？」

「有啊，但是以前他很兇，他說先拿到先玩，所以我才想把玩具帶回家，可以自己玩。不過，他現在比較不會了。」

我說：「那我要跟你說對不起了，我沒有發現這個情形，所以沒有及時幫到你。下一次如果有這樣的情形，我們一起想想要怎麼跟強強說。」

維維笑著說：「好！」

說完，維維輕輕閉上眼，讓我幫他做睡前的按摩，看著維維安然的入睡，他的樣子像是鬆了一大口氣似的輕鬆。

我想，唯有越過孩子問題行為的表象，才可以真正發現原因，然後進一步幫忙，一起找到解決的方法。


註：本文取自人本教育札記188期，2005年2月號。

◎林佳樺（森小教師）
最近，低年級寢室裡的男生，對組裝積木有無比的狂熱。幾個人在課餘飯後，最常做的事，就是窩在寢室裡研究，怎麼製造出最強的樂高陀螺。不斷地發明新樣式，然後進行比賽，輸的一方改良再戰，玩上一整晚也樂此不疲。

一天晚上，哲哲跟昇昇坐在地上玩積木，我在上舖陪孩子整理床位。突然，聽到哲哲大喊：「喂！你幹嘛弄我，很煩耶！」，我嗅到了不尋常的火藥味，探頭出去看，發現哲哲手裡拿著積木，昇昇雙手握拳，兩個人眼睛瞪得大大的，你一言我一語相互對罵著，說話的音量越來越大，誰也不讓誰。

眼看一場風暴就要開始，我趕緊下床，走到他們身邊。

因為兩人都在氣頭上，帶著情緒的負面話語一時停不下來，我坐在他們的中間，聽著他們用言語發洩不滿的情緒。

「你白癡啦！」哲哲大聲地吼。
「哲哲的意思是說他很生氣」，我說。
「你才是白痴咧！」昇昇不甘示弱的也回了一句。
「昇昇現在也覺得很生氣。」，我想試著替他們說出感覺。

「是你先用積木丟我，很用力啊！」，哲哲說。
「我猜，哲哲覺得被積木丟到很痛」，我像翻譯官一樣把哲哲話裡的意思對著昇昇說。
「可是誰叫你要說我很爛。」，昇昇語氣裡有著委屈。
「我猜，昇昇不喜歡被別人這樣說，他覺得很不舒服。」我說。

「那你不喜歡，你可以用說的啊，幹嘛動手？」，哲哲還在氣頭上。
「我有說啊，可是你不停啊，一直說。」，昇昇的眼眶紅了起來。
「那你也可以一直說啊！」，哲哲理直氣壯。

昇昇突然像發飆似地逼近哲哲，大聲喊著：「說沒有用！說沒有用！說沒有用！」，握著拳的雙手越握越緊。
我心疼地握著他的拳頭，同時說：「我猜你現在覺得自己很無助，因為你覺得他說不聽，如果你說的沒有辦法讓他停止，或許是說的方式出了問題，或許可以讓我幫忙，我很願意幫你說的更清楚。」

聽到我這樣說，昇昇突然靜了下來。

我對哲哲說：「我猜你也有委屈，剛剛被積木丟到的地方還會不會很痛？」
哲哲拉高褲管，摸摸被丟到的地方，小小聲的說：「還好。」

看到他們都靜了下來，我和他們談了「怎麼說出自己的感覺」。
我問：「剛剛你們有什麼感覺？」
孩子說：「討厭、不爽、覺得他很白痴。」
我說：「那不是感覺，是加了情緒的用詞，如果去掉情緒，什麼是真正感覺呢？」
「痛、不舒服。」他們這樣說。

所以，我們說出感覺是要讓別人知道，加了情緒，好像變成是在罵人一樣，別人就會搞不清楚你真正要表達的意思了。

說到這裡，兩個孩子都沒有再接話，看著他們認同的表情，我猜，這次我這個翻譯官當得還不錯吧？！

註：原文刊載於人本教育札記186期

◎史英（人本基金會董事長/森林小學創辦人）（原文刊載於「森林小學綠皮書」，1993年初版）
有兩句話是這麼說的：「人本教育基金會什麼都有，就是沒有基金」，「森林小學什麼都有，就是沒有森林」。說來慚愧，過了這麼久，我們才終於否定了後面那一句。

至於前面那一句，恐怕還要說上很久。然而，也許正是因為我們無財無勢，才能得到那麼多人的幫助，才能找到一片森林。

當然，現在汐止的校址也不算是真正的完美，只有五年的租約，森林小學將來的路還長。而台灣教育改革的理想，也還正遠.在這個時候，讓我們稍稍駐足，卻顧來徑．看看那一條尋覓森林的坎坷之路吧。

●話說從頭
那是四年以前的事了，基金會的準備工作已經進行了將近一年，幾個人窩在十坪大的小屋子裡，已經開了許多座談會，發表了許多文章，處理了許多家長的申訴，揭發了許多教育上的畸形現象，但一百萬的設立基金還毫無著落。

有一次，我去拜訪信誼基金會的張杏如女士，希望她能捐款〔註一〕，談話中她問：「你們有沒有要辦自己的學校?」我說：「並沒有這樣的計畫」；她又說：「哪有從事教育改革的人不自己辦教育的呢？」

我並不十分以她的意見為然，這當然是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不敢奢想，又因為我也隱隱覺得不平，難道我們沒有錢辦學，就連改革教育都不許嗎?但她那樣的一句詁，卻從此埋進心裡，並且時時不自覺地從意識裡冒出來。

後來，我們在大直國中籌設「人本教育實驗班」，也就是這個意思。無論說得多麼有理，人們總是要看到事實。教育正常化，不但是教育部的政策，也是所有關心教育的人共同的理想，不幸的是，在全台灣，找不到一所真正正常的學校。我們於是想，辦一個「正常教學」的示範班，總是可以的吧。

這個計畫，經過一年的準備期〈整整一年，每個禮拜出動四位以上的教授去和自願參與的教師和家長討論〉，後來卻終於沒有成功。學校其他教師的反彈〈這充分證明了教學正常化有違他們的利益〉，某些學校行政人員的不配合，固然都是原因，但最關鍵的，還是在於台北巿教育局不肯核准〈這樣一來，校長就沒有依據可以照計畫進行〉，教育局在公文上的批示是：該班一切措施符合現行規定，故無需進行實驗；私下的表白是：知果准你們試辦「正常班」，那不就證明其他學校其他班都不正常了嗎？

這讓我們十分地失望與傷心，與官方和體制內的學校合作，原來是「與虎謀皮」啊，如果不能走自己的道路，辦自己的學校，襒開所有的不得已，竟真的無法實踐教育改革的理想！

正是在這個時候，陳清枝找到了我們。

●陳清枝的來與去
先來的戴招元，他說，宜蘭有一位小學老師叫陳清枝，想要在台灣辦一所英國的夏山學校﹐正在台北各處尋求財團的資助與合作。當時，我們覺得十分佩服，我們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他竟已認真地開始進行了，然而，人本教育基金會，無論如何也稱不上是一個財團，也絕對不是能和他合作的好對象。

當時的條件是，要以七百萬元收購宜蘭野友山莊的那塊地與房舍，那是陳清枝與另外七位股東所購置的，已經在那兒做了六年的夏令營活動：收購之後，一方面充做森林小學的校址，一方面可以清償他們過去幾年的債務。

我們只好建議他們再找別人看看，將來若有需要協助的地方，我們一定不遺餘力地幫忙。

幾個月之後，戴招元和陳清枝本人又來找我們、說是嘗試了各種可能，但找不到願意幫助或合作的對象。這一點都不奇怪，在教育部不開放私人興學的大前提之下，誰敢投資一所沒有學籍的學校？還有另一層是，一個是苦行僧狀的小學老師，一個是囗口聲聲研究「愛心學」的「企畫師」〈這是戴招元成天掛在嘴上的自稱〉，誰敢真正相信他們？

然而，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接納他們已經成了我們的「職責」：哪一個開創者不是一開始被視為瘋子？這是一種英雄相惜的情感，既然辦一所理想的學校是共同的心願，為什麼不能攜手共進？這是一種背水一戰的豪情，既然理想者找不到資源，他們不是至少應該找到理想者嗎？

這樣的心理背景，是董事會同仁所共有的，但九位董事之中，只有當時的執行長朱台翔一人是堅決地支持森小案，我是中立，其他的董事都覺得事關重大，必須慎重考慮我們的能力，總而言之，辦一所學校談何容易？

朱台翔展開了遊說的工作，在決定性的董事會議之前，她幾乎已經說動了每一個人，但那一次的董事會還是討論了三四個小時，最後，終於獲得一致通過〈其中謝小芩還是持保留態度〉。

於是，我們邀請陳清枝加入董事會，負責森林小學的計畫，戴招元任基金會公關，兩人開始在基金會支薪：同時展開籌備工作，這包括著培訓師資、向社會做說明、聯絡熱心支持的家長﹐以及將來設校的細部工作。

這時，戴招元對我說，他擬了一個森小的企畫案，以便向外界募款。我看了之後，幫他做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加入一些教育的理論，但我也並沒有十分當真，因為森小的一切都必須通過所有參與者，特別是將來的教師們的討論來規畫。辦教育，並不是開工廠，可以依照著某一個既定的企畫書來作業，何況，戴招元所謂的企畫書，也不過是兩三頁條文式的草案。

我的想法一向是，讓那些想做事的人，在他的範圍裡做他想做的事，慢慢地，人都能發展起來，然而，這個充滿了誇大旳語言〈例如「小學課程博士班化」〉，和童軍訓練氣味的企畫案，竟然被他們當了真：陳清枝對外所做的說明，幾乎都是依此為藍本〈再加上對夏山學校的憧憬〉；而戴招元也從此以森小的企畫人自居了。

然而，陳清枝的對外宣傳，慢慢地引起許多人的質疑，不但一般家長沒有信心，正在培訓中 的老師們思想也一片混亂，主要就是人們在其中看不到教育哲學。有一位教授竟然說：「只看了一本夏山學校的書，就能辦教育？」後來在我和杭之的對談〈註二〉裡，我試著做一些澄清，把我們內部討論的種種用比較明確的話說出來。事後，杭之說：「這樣我就比較放心了。」

但我一直沒有什麼不放心，還是那句老話，人都是需要時間的，開始這段時間的混亂也是當然的事，最重要的，是我們有一個五人小組，負責討諭森小的一切事宜，所以不必擔心任何個人的不足。

媒體和輿論已經十分注意森小了，這上要是因為在台北開了非常成功的記者會，在會上，我們非常強調森小對僵化體制的抗爭性，和人本教育的理論與理想，人們十分好奇，這麼好的理想，真能在我們的社會裡實現嗎？

這個時候，有消息說社會大學要頒獎給森林小學企畫案，一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戴招元曾否送過企畫案紿他們?拿去的是哪一個版本〈無疑地．我們修正過許多次〉?當時我的看法，這個獎應該是頒給基金會，而我們當然是請陳清枝去代表受獎，十萬元獎金〔註三〕則由他自己處理。最後，當然我並沒有堅持，所以，據說是依照戴的主張，由陳清枝上台說明這個獎應該是屬於戴的，然後再由戴將獎金分一半紿陳〈後來據說由於募款不足，沒有獎金〉。

在此之後，戴就離開基金會〔註四〕。過了不久，陳清枝也堅決要走，當然這個過程就要複雜得多。總的來說，是陳清枝受不了長久的壓力，這些壓力包括著家長的、社會的、儲訓教師的，以及人本教育的理想。

到了後來，他會把剛說過的話忘掉，然後矢囗否認，甚至有一次還弄到老師們要求看會議過程的錄影帶。家長那一邊則沒有那麼直接，在一次家長的會議上，有一位家長說了重話：「一個人不能僅僅因為有理想和熱情，就可以做錯事，或要求別人事事原諒」。

最後的幾天，發生了九位教師聯名寫質問信給基金會，裡面列了三大間題，第一個問題是：「陳清枝還適合當森小的校長嗎？」當時，我和朱台翔花了許多力氣為他解釋，但看來情況已經很難挽回了。我對陳清枝說，沒有關係，我們支持你到底，大不了完全換一批老師。這時，陳清枝就說出了他的真心話，他說，他是希望由他一個人帶兩三個他的學弟妹，依照他自己的方式，教十幾個孩子就好了。我說這樣也可以，但請他考慮能否招到學生？

他於是要求將原定的三月份開學延至九月，在這一點上，我們無法同意．因為，基金會什麼都沒有，有的只是信用。誠意和堅持，說出去的話，是無法收回的。全社會都在看著教育改革者的「下場」，我們不能讓抱著希望的人失望。

然而，事後回想起來，我想即使同意九月開學，陳清枝也是不會留下來的了，如一位現在還在森小的老師說：「陳清枝是要一個他自己的學校，並不要教育改革。」這並不是如某些人所以為的，是理念不合，實際上，我們和他是根本上不同的人。

有許多蛛絲馬跡，證明我們實在是有一點天真，比如說，在這麼一段時間裡，好幾次聽說陳清枝在家裡會打他的妻子，我還為這事勸過他，但我竟未深一層去想，一個會打妻子的人會不會打小孩？這麼長的時間，陳清枝一直在宜蘭某補習班教作文，我總以為他為生活所迫，從沒有想過他是否在國小教職任內就開始補習，而現在又已是基金會的專職人員？陳清枝辭去了國小的教職，我一直以為他犧牲很多，是要投身教育改革，從沒有想過這會不會是一種逃避或追逐更快捷的名利？有一次在師資培訓課上討論「教師之間的爭論可否在孩子面前進行」，只有陳清枝一人認為當然不可以，引發群起圍攻，我也只以為所有的看法都可以討論，從沒有想過這種心態怎麼可能是一個人本主義者？陳清枝對我和朱台翔講話，總要先立正再報告，我都以為他是開玩笑，或從前在師範體系裡養成了習慣，從沒有想過外在的肢體語言是否也反應著某種內在的意識形態？許多人私下說陳清枝有著嚴重的權威型人格，我都一笑置之，從沒有想過具有這種人格的人能不能辦一所理想的學校？

直到有一次陳清枝慎重地在會議上提出，說地方執政黨部要他出來競選，希望我們同意，我才說這恐怕和辦學校會衝突吧，事後他未再提起，不知道是尊重我的意見呢，還是地方實際上並沒有那麼地「擁戴」，但我也沒有放在心上。有一次我聽到陳和戴兩人說：「我們乾脆去替白董〔註五〕買地算了」，而且真的幫白董和野友山莊附近的地主〈都是陳的鄰居〉談生意，我才勸他說，從事教育改革的理想者是不能兼做土地掮客的，但這一次他並沒有聽我的話，最後還真的買成了一筆，他說，白董紿他五十萬的介紹費。

以上這些，都是事後回想起來的〈忘掉了的可能更多〉，而在當時，我們都沒有當一回事，這只能說明一件事，那就是在教育改革的路上，我們是太需要同志了，只要有人宣稱他願意，什麼都可以不論。

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卻要懺悔，那就是在明白了一切之後，我們竟一直保持沈默，不願對任何人仔細說明陳清枝去來的真相，其結果就是，許多好人沒有能避免掉我們的經歷。比如說，另外一位捐款人，又給了他一些贊助，還借錢紿他〈註六〉，直到很久以後才對我說起，那個說法是：對陳清枝，就到此為止。又比如說三育神學院的卓院長，接納陳清枝有一年半之久，後來才打電話告訴我，他不得不請陳離開。

我想，我們當時一方面覺得受了傷，不願再提這些事，一方面也中了流俗的毒，總認為應該「毋道人之短」，甚至在陳清枝對外利用森林小學名義辦活動，或在解釋他何以離開人本時有意無意造成別人誤解時，我們都沒有做過任何澄清〔註七〕。我們事實上是只顧到自己的「清高」，並沒有像在其他事務上那樣，堅持「對社會公開」的原則。

現在趁這個「卻顧來徑」的時候，在這一點上做一點彌補。時間也過去那麼久了，應該不會對陳清枝迼成什麼重大的傷害才對，只是對於前述的那位捐款人和三育的卓院長，以及所有關心的朋友，我們只能永久地抱愧了。

●立定方向，勇往直前
陳清枝離開以後，尚在胎中的森小，就開始了她真正的生之道路。首先是執行長朱台翔毅然決然地辭去了專任的大專教職，奮不顧身地一肩扛起了已經一團亂的整個計畫；其次就是決定不去宜蘭，可以充分地利用台北的各種資源（原先完全是為了陳清枝，因為他家就住在野友山莊旁）。

但一切又都回到空中樓閣旳狀態，地呢？錢呢？所幸，家長們還在，我們想只要有家長的支持，一切的困難一定可以克服，而且，一定要在預定的三月開學。

在這之前的不久，有幾位大專教授相約來會裡談教育問題，這本是很平常的事，我們總是有許多機會認識很多關心教育的朋友，而他們又總是會再約一群人來說實在的，教育改革是非常艱苦的工作，要不是不斷地受到新朋友的鼓勵，我們恐怕也無力堅持這麼久。

但這一次的聚會有一點兒不同，就是其中有林東陽先生，而林先生的兄弟們，又有一塊祖產。當我提到森小的困難的時候，林兄馬上就說願意和他的兄弟們談一談，也許森林小學就可以在那兒落腳也說不定。當時，我當然很感激，但並沒有太興奮，一方面那時還正在挽留陳清枝，心裡想的森林小學，好像必須是在宜蘭：另一方面，人們的熱情和好意我們常常遇到，但十之八九總會有意想不到的阻力。所以那一天，也就只是談談而已。

出乎意料的是，當找們決定要在台北設校，再向林兄詢問的時候，他居然說，原則上已經得到家族的同意。林兄竟然是這樣一個「認真」的人（上帝知道，這樣的人並不多）；這認真的人，動作竟是這樣的快，他的家族，竟也都是我們的同志（他們只收象徵性的租金，全力協助找們建校，只是為了森林小學的理想）；而上天，竟請他在最應該的時候出現！

說來令人難以相信，最困難的校地問題，就在一通電話之中解決了。當然，這並不是真止的解決，此如說，在教育部開放私人興學之前，我們不可能變更地目，取得建築執照，但做為森林小學的開始，這就是以後所有希望的保證。

接下來的就是誰去主持這個學校昵？有人說：「我去」；「那妳現在的工作呢？」她說：「辭掉」－這是「始作俑者」朱台翔。辭掉一個專任的大專教職，對任何人來說，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朱台翔以為，既然當初是她遊說董事長接受這個案子的，到了這個時候，理所當然地，她必須犧牲；同時，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會，她只取和老師一般的薪水。

後來，我曾和朱台翔談過這個「犧牲」，她只笑著說你們以為我「吃虧」了，其實無論什麼樣的待遇或福利或保障，都無法換回森林小學給我的機會。這樣一來，我當然無話可說，但我心裡想，「機會」？只怕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眼光」。

但困難還在前面，一塊空空的土地，一個光棍校長，要怎麼辦學？基金會的工作委員，後來的董事周彥文說：「我來。」他的意思是說，有關建築的事就交給他了。沒有人會問，他懂得建築嗎？我們之中又有誰是真正「懂得」什麼呢？我們唯一懂得的就是台灣需要教育改革。

然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當時我們只有一點點錢，那還是家長們送孩子來期前活動的剩餘，連整地的費用都不夠。前幾個月的某一天，王震武（諮詢委員，原始創會人之一）打電話來，說有一位企業家主動找到他，非常關心教育，想約我見個面。我們約在一個茶藝館，到了之後，我一直找不到那位「董事長」，因為坐在那兒的怎麼看都只是一個「媽媽」，而且是菜市場裡常見的那一種。

相談之下，她說起去「視察」新建工廠，在門口就被擋駕了，因為人家無論如何都不相信這就是這整個公司的董事長。我也想像不到這位騎著小機車來赴約的，卻正是森林小學的「貴人」。

幾個禮拜之後，在大家百愁莫展之下，我被派往向這位「貴人」求救，我實在不知道怎麼開口，幾百萬的數目，並不是尋常的募款可比，特別是我怕被問到說，你們既然一無所有，怎麼會號稱想要辦學？

然而，去了之後，我只有受到鼓勵。原來我的擔心都是多餘的，曾經奮鬥過來的人，從不會看不起正在起步的人，特別是我們所要起步往前行去的，正是人家共同的理想。她（遵照所囑，我不能說出名字來）告訴我他們夫妻當年創業的過程，從小學教員的工作上退下來，他們如何從一無所有的情況下，奮不顧身地投入「資訊工業」；如何每天親自為四十幾個員工煮飯；如何「見人不明」，把僅有的一點成果賠光，再重新做起；如何在今天競爭激烈的市場上，繼續發展，並同時不斷地為社會盡一點心…〔註八〕

我從董事長室的窗子向外望，占據大樓整層的總公司辦公室，坐滿了埋頭工作的人，就是在這四十幾人的手中，統籌著國內外好幾所工廠的生產和運銷。對我而言，這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這麼多年以來，我一直在校園裡，不是讀書，就是教書，一身傲骨，兩袖清風，並以此睥睨顧盼；如今，我知道了知識分子的無知。

森小的初期經費有了著落，周彥文於是開始在林兄的祖產上，每天與黃泥為伍。一個多月後，他建起了四合院式的－不是古厝－組合房屋。這時，就恰好是預定開學的時候，家長們來看了，都覺得很高興，並不是他們看不見那校舍的簡陋，而是他們覺得，在這麼艱難的情況下，這已經是「奇蹟」。

然而，我們也都知道，這一切並不是奇蹟，因為參與建校工作的並不只是以上所提到的這幾位，還有許多家長。有的家長幫著找工人，有的幫著畫設計圖，也有的幫忙尋找各種資源，也有的捐設備，其中特別是蕭玉潭女士，幫著辦理期前活動、師資培訓的各種行政，並且參與各種軟體硬體的籌畫工作。這些，都是說也說不完的。

無論如何，森林小學如期地開學了；台灣第一所以人本教育為宗旨、以批判體制為精神的民間學校，成立了。

●風雨如晦，歲寒不凋
然而，苦難還在後面。由於媒體的報導，社會的關注，教育主管當局站在他們一向的立場上，好像不能再「默許」了；另一方面，台北縣議會由於要給反對黨縣長出難題，也不斷地「質詢」。那一陣子，我們是一夕數驚。一會兒說林囗的組合屋是違建，由省住都局直接下命拆除；一會兒教育部來文命令立即停辦；一會兒縣督學到學校去「瞭解」；一會兒地方警察到現場「訪查」......。沒有人知道明天一覺醒來，我們的孩子（我們終於有了的孩子）是否就必須被「遣散」。

雖然我們能明顯地感覺到，那些「官員」都對森小抱著某一種支持的立場；他們做為一個「人」，也都樂於見到森小這樣的學校能夠支持下去，因而，在某種程度上，他們都是手下留情的，但是在公文書上，白紙與黑字明白地寫著我們的處境。雖然在面對關心者的詢問時，我們都表現地很樂觀，很有信心；在某些特別的場合裡，我們甚至表現得很強硬（我曾說過，只要他們能在全台灣找出一所完全符合他們的規定，比如說沒有體罰的學校，我們就不辦森小），但在每天紛至沓來的各種「麻煩」裡，我們實在已經身支力絀、心力交瘁了。

這個時候，我才知道人家所謂的「壓力」，壓力是你還沒有被怎麼樣（我曾說過，我願意為森小坐牢〔註九〕），但你已經不能怎麼樣了。我們不能明白，這個社會可以容許那麼多不合理的事，為什麼不能容許一個單純的理想?教育當局可以坐視國民教育毀壞到這種地步，卻不肯在面對森小的時候也繼續「坐著」?我們在為台灣的教育改革咬緊牙關﹑苦苦力撐，但為什麼苦撐的必須是我們？

然而，這些都還只是「風聲」而已，最後的一擊終於真正來了。這一擊其實是從兩個方向同時來的，一是教育部來文，要解散人本教育基金會〔註十〕（真是釜底抽薪之計啊）；另一是台北縣拆除大隊來文，指定了拆除林囗校舍的日期（這是連根拔起之策）。

在這之前，我們只是一味地「嘴硬」，現在是主動尋求協助的時候了。一方面，我們直接找台北縣長尤清，看看他能不能多少幫一點忙，沒想到他二話不說，馬上親自下條子，上面寫著「在森小找到新校址之前，暫緩拆除」〔註十一〕；一方面，我們找陳定南、林正杰和李勝峰等幾位立委，他們當天就陪著我到教育部交涉。新聞上報後，各大專院校的教授，馬上展開了支持森林小學的聯署，而許多位立委，竟然主動打電話來要資料，以便在立法院為森小提出質詢......。

不用說，我們立刻「活過來」了，因為我們感受到了民間的力量，我們掃除了心頭的寂寞！

突然之間，我們不再接到各種公文，以往的那些「判決」，也像是斷頭台上的斧頭，突然就懸在那兒，不再落下來了。於是，剛剛出生就被扼喉的森小，得到了喘息的機會。

●尋覓森林的坎坷之路
然而，我們這些為森小朾拼的人是無法喘息的，因為，立即又來了財務的問題。那一陣子經濟不景氣，募款〔註十二〕變得非常困難，而我們這些從來不知「經世」大局的人，竟然完全沒有謷覺；據說各大報社連原子筆都要求員工交回舊筆桿才能領新的，我們卻還一直惾惾地在檢討募款方式。

終於，基金會發不出薪水了。怎麼辦呢？我們沒有別的辦法，只能求助於我們的伙伴，也就是基金會的所有同仁。由於考慮到各人的情況不同，我們就請同仁們各自「認借」，看每一個人可以把這個月薪水的多少借給基金會，再請董事詹益宏醫師幫忙調現（當然是無息的）。

接下來的，是以後怎麼辦？這裡有兩條路，一是如一般企業那樣，採緊縮政策，減事裁員；另一是不退反進，進一步地擴展，請現有的工作同仁再加倍地工作。抉擇，當然是屬於全體同仁的，結果，當然是大家認為無論如何也不願意一個同志離去。

所以，在那個時候我們又開辦了課後和週末的活動，統稱為「小」森林小學，請部分的森小老師支援，再加上許多義工；雜誌社的部分，緊急展開推廣行銷，所有同仁和義工都出去找尋訂戶；秘書處推出「認養基金會」計畫；開辦晚間父母成長班；我則推出十場講座，把所冇收入捐給基金會……。同時，財務部門也實行了新的控制方案，整個基金會也採取了更有效率的管理方法。

一時之間，人仰馬翻，每一個人都忙得六親不認。說也奇怪，兩個月之後，我們不但穩定下來，而且把積欠同仁的薪水都還清了。事後想起來，這真是險啊，在那個時候，只要稍有差池，也許就此一蹶不振了。但是詹醫師說得好：如果基金會真的被經濟因素困倒的話，台灣的社會也就真的沒有希望了。這是說，社會一定會給我們支持的；當然，我也認為，我們所有同仁的努力，更是社會支持的動力。

這是人本主義的具體體現，在危難之中，我們看到平時身體力行的人本思想的力量，由於會裡每一個人都是主體，這些個別的主體，又以人和人之間最高級的情誼與理想相結合，就形成了堅強的生命體，這樣的一個生命體，於是能在風雨中挺立。

在這個過程裡，不消說，森林小學也不是毫無動靜的，首先，老師們的工作更加重了（因為一部分人去做小森小），但還維持著既有不變的教育品質（也許暫時地在教師進修方面做了部分的犧牲）；許多家長也參加了基金會贊助委員會，幫忙對外尋找支持；最讓人「受不了」的是，孩子們不知道怎麼也聽到了消息，居然在那一個學期末匯集了幾千元的零用錢，說是要捐給基金會，而他們行事非常機密，學校事先竟一點也不知道。

在這樣蹣跚顛跛的兩年裡，除了剛開始的那一陣子「風聲鶴唳」，行政體系後來也給了我們很多關心。台北縣尤縣長，當然是不必說了，他對教育改革的支持是毫無保留的，每一次見面，他總要提起森林小學，然後說你們為什麼一定要自己那麼辛苦呢?你來指定一個小學，我會讓你在那個小學裡成立一個實驗班。我說這樣很難，一國兩制我不知道行不行，但一校兩制我知道是絕對行不通的。他又說，那你選一個學校，我讓你去當校長，看要多少經費，我都支持。我說，問題不只是校長，更是老師。反正他想了許多辦法，想說服我不要在「體制外」，而要進到體制裡來努力。

尤清縣長的一番好意，和毫無保留的信任，有的時候讓我很為難，因為，無論怎麼看，都好像是我故意不接受他提供的機會。有一次春節，他邀五十幾位縣政顧問遊山，在山間的步道上，他對我說：「史英啊，我真是佩服你，你就是要在體制外堅持到底。」這表示他明白我們並不是不知好歹，而確實是有所堅持，然而，他並不完全明白我們堅持的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們並不是如人們所想像的那麼「叛逆」，只是台灣的教育已經在各方面打了太多的折扣，我們要就不辦森小，既這麼辛苦的實踐自己的理想，就不能再做絲毫的妥協。比如說，依尤縣長的好意，我們總是或多或少的要「應付」一下「體制」，這是極其痛苦的事。不是真正身在其中的人，恐怕很難想像這種困難。是為了害怕這種困難，或者說，是我們對自己的信心還不夠（不敢相信自己有這種和體制打交道旳本事），才沒有接受尤縣長的好意，倒並不是「故意」要「在體制外打拼」。

後來省教育廳陳倬民廳長，也主動找我，提了一個方法，他說，你們去找一所願意合作的私立小學，由他們把這個實驗計畫報上來。他也知道我們希望有獨立性，所以補充說實際上你們可以完全獨立作業。這當然不失為一個好方法，我也找到了聖心小學，聖心小學的呂校長也很願意幫忙，但當時那邊的董事會正在考慮和光仁合併的事，而聖心小學也正在向省教育廳申請增班，就耽擱下來。

當然，我並沒有很積極地去進行也是一個原因。這裡面也含有一個想法，那就是我總覺得：那麼多人做「錯」的事，都一點也不避諱，我們做一點對的事，為什麼要那麼委屈呢？

雖然說，要做一件事，做成功最重要，不必在細節上太不肯變通，但我們以為森小這件事的本身，就包括著民間興學與教育改革的堅持；我們並不是只要辦一所理想的學校而已，我們也要求這個社會，和為這社會服務的行政體系，隨著社會的進展而改變。如果依著他們的提議躲在某一個角落裡（台北巿教育局的某個官員也有過類似的提議，但條件是不能對外宣傳），表面上森小合法化的問題是解決了，但整個體制的「不合法」卻得到了「掩護」。

基本上，我們並不認為森小不合法，反倒是限制民間興學是違法的。為什麼明知是違法的事不肯去改，反而要求合法的森小去鑽漏洞呢？我們正在做的事，是如此光明磊落，以致於我們一點也不喜歡在其中有任何曖昧的部分；我們要將森小辦得堂堂正正，理直氣壯！〔註十三〕

●峰迴路轉，撥雲見月
就這一點而言，黃武雄（他是基金會在思想上和策略上最重要的諮詢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我們精神上和哲學上的「導師」）也和我有許多討論。一開始的時候，他就不贊成我們辦森小，理由是，基金會的首要任務應該是促進台灣這種畸形教育的正常化，而不應該投注大量的人力物力在「理想」的教育上。我們雖然終於沒有聽他的意見，但他提出的觀點一直讓我們十分警惕，不要為了森小而放下了基金會原來的工作。這也是為什麼我在某一篇文章裡說，我們辦森小好像是不務正業，有點「玩物喪志」的樣子的緣故。後來，他雖然說過：「其實你們辦森小也是對的，因為森小為基金會，也就是為教育改革，爭取到許多社會的資源和關注。」但對我們那樣地堅持理想的「純度」，他還是覺得可以有商量的餘地，比如說，他認為我們應該儘量爭取資源，趕快謀求擴展，讓有經驗的老師都出去設立分校，哪怕是和體制台作也好。

在這期間，朱台翔也和黃武雄有過多次的討論，特別是就學校內部的運作，和因之而關聯到的發展方向的部分，我並不那麼確定，但或許是透過這樣的討論，讓他更瞭解到實務上的困難和森小在目前狀況下所面臨的各種限制。這是很有趣的組合。朱台翔是森小第一線的工作者，黃武雄完全不參與實際運作，我呢，是一半一半的，一半對外一半對內的「跑來跑去」。我們三個人其實也很少聚會，但任兩方每有接觸，都對森小後來的發展有重大旳影響。

就這樣，森小跌跌撞撞地走了近兩年。這時候，台北縣議會裡卻突然冒出來一位呂議員〔註十四〕，他先是在議會裡宣稱縣長包庇史英藉森小「斂財」，後來又說森小沒有學籍、飲水不合格（其實學校喝的是蒸餾水）、到處都是蚊子、傷害學生身心與權益，最後終於弄明白只有「違建」一事是真正可以挑剔的，總之，他給縣教育局和縣長很多麻煩就是了。

我們不得下更積極地解決遷校的事，無論如何讓尤縣長背著一個包庇違建的名（雖然台北縣的「實質」違建還多的是）是我們絕不願意的。我於是找張國龍（台大物理系教授，借調至台北縣做尤清的主任祕書）和林玉体（師大教育系教授，借調到台北縣代理縣教育局長），請他們想辦法協助。加上黃武雄，我們四人商量了許多次，初步大致的結論是，由台北縣政府接辦，撥一所偏遠的國小分班校舍，委由原班人馬，以代課教師的名義實際工作，名稱就叫台北縣森林實驗小學之類。

朱台翔和我雖然都覺得不滿意，但好像也沒有其他的辦法，雖然我們有自己的堅持，他們也完全支持我們的工作，但我們總不能不考慮在行政體系內做事的無奈。於是，我們出發去找合適的「偏遠國小校舍」，先是看中了往坪林方向的永安國小（永安國小原任校長正任滿要調校），但張國龍說那是水源保證區，我們一下子遷入那麼多人（雖然總共也不會超過一百人），有違環保的精神。所以又再尋找，我們又看中了烏來國小的信賢分班，那兒只有一位老師兼分班主任，和三位學生。我們於是樍極地和他們接觸，甚至我還參加了信賢村的村民人會，向他們說明我們可能遷過來，請地方父老支持新的教育理念…；

但經過一次次的接觸，我們發現真正的問題就出在那一位班主任身上，他「老人家」（年紀不大，但是當地酋長的兒子）根本過的是神仙生活，說的是分班，有三個學生，但正式的學生只有一人，其他兩個是未及齡的寄讀生，每天由媽媽陪著在校園裡玩，而那一個正式生，好像也不必怎麼上課。這位「神仙」根本就不必在學校裡，或是人在學校裡，卻大白天地洗他那輛極其豪華的躍野吉普車。他囗囗聲聲說那塊校地是他們家捐贈的，分班絕對不能取消，而且一定要留下一個分班辦公室……

我們有點害怕了，以後要怎麼辦呢？特別是，信賢分班的教室實在人少，部分改建為宿舍之後，幾乎沒有地方上課，而張國龍他們又基於環保的理由，希望不要增建任何新建築。

正在這時候，張國龍在一個場合裡碰到朱台翔，告訴她說，汐止那邊有一個廢校，風景很好，妳要不要去看看？這時候，朱台翔所安排的陳老闆都已經在信賢準備施工了。但她竟然連我都沒有約（因為時間湊不上），一個人跑去汐止看了一遍，回來馬上決定改弦更張。幾天之後，陳老闆就已經在汐止那邊進料了。

就在這幾天裡，我們發現汐止白雲國小碧雲分班的廢校，產權是歸汐止鎮公所代管，因此台北縣教育局並沒有處分權。我們於是找汐止鎮長廖學廣，向他要求租借那塊廢校的土地和地上建物。廖鎮長說恰恰在幾天之前他已經答應把那塊地方借紿民進黨做為幹部訓練的場所，也就是他囗囗聲聲所說的，要辦他的「黃埔軍校」。這讓我們大家著急，陳老闆那邊一切都安排就序，預計隔天就要開工，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時候啊。

我找民進黨的朋友幫忙，但又弄不清楚他們那個幹部訓練計畫是在誰的手上，好不容易弄清楚了，卻又一時找不到人；隔天我們再去找廖鎮長，訴說我們的苦況和困境，想不到他竟然爽地說，那就租給你們好了，以後他們要用，再和你們商量時間；接下來，我們也得到民進黨那邊的回應，他們說教育改革，大家支持！

這真是驚險萬狀，但驚險的還在後面。和汐止鎮簽約又拖了一段時間，在這之間，汐止鎮的某位鎮民代表得到風聲，竟然找了當地警察，跑到學校去把陳老闆「請」到局子裡做筆錄。當天我人在高雄，電話打到演講會場裡，我都不知道當時是怎麼講完那一場演講的。

事後見到陳老闆，我充滿歉意，心想他為了幫森小的忙（這件工作他是完全不賺錢的，純粹是支持社會公益事業），竟然受到這樣的委屈，不料陳老闆反而一再安慰我，說不會有事的，警察不得不買鎮代的帳，鎮代只是要給鎮長難看。我忍不住埋怨朱台翔做事太急，完全不講求章法，她竟笑著說：「都照你們那種按部就班的做法，什麼時候才弄得成啊。」直到最後簽約的手續正式完成的那一天，看到朱台翔那副歡天喜地、大病初癒的樣子，我才知道當初淝水之戰的時候，謝玄是怎樣不動聲色地下完棋，卻又在門檻上把木屐弄斷的。

在另一方面，我們又向張國龍和林玉体提出更進一步的「要求」。我說：為什麼台北縣不能乾脆就核准這個計畫？這意思是說，在開放私人興學還遙不可期〔註十五〕的情況下，合理的做法是，把森林小學當成一個研究計畫來看，不就一切沒有問題了嗎？我們並不堅持說她必須是一個「小學」，畢竟重要的是她的教育內容，小學不小學倒還在其次；這也並不違背「教育改革」的初衷，因為全台灣各級教育機關，除教育部外，就從來沒有進行過任何關於教育的「研究」，這是不對的。教育，無論是依教育理論還是依照國民教育法，本來就應該是屬於地方事務，不應該由「中央」一手包辦。

但縣教育局的幕僚們找出了法令依據，說是所有教育實驗都要由教育部核准，所以地方政府依法沒有權做主。我們四個人仔細研究了那個法令，原來那是「教育部指定各校進行教育實驗實施辦法」，黃武雄說，這法令規定的是「教育部指定」的實驗計畫，當然計畫內容要由教育部核准，但並沒有任何法令限制地方政府不能進行自己的實驗計畫。然而，省教育廳的意思，認為這就表示所有的實驗計畫都必須通過教育廳和教育部，而他們又認為民間機構不能自己提出計畫，這之所以陳廳長那時候希望我們找一所私立學校代為提出。

黃武雄於是主張，台北縣應該有自己的做法，不必理會官僚體系裡的「陋習」或「行規」，這也是地方爭取教育自主權的重要表現。我看著張、林二位，他們兩位沈吟半天，然後不約而同地說，好吧，這個責任就由我們來扛。

我知道他們說這話需要很大的決心，因為，在台北縣兩黨爭鬥的情況下，他們所有的工作都已經非常困難。尤其是林玉体，他的局長職位還是「泥菩薩過江」，前一個議會期，教育局的預算幾乎被刪了個精光，只是因為議員們杯葛他這個「黑」局長；同時，他們也必須為尤清的立場和其他施政負責。

這兩位學界的精英，放下了無論就待遇還是「前途」，還是個人生活都遠遠高出甚多的教職，毅然決然地投入台北縣的工作，明知道只有短短一兩年的時間，只是因為甘心為台灣「做一點事」。孔子說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我現在明白夫子的意思了。

包括汐止鎮的廖學廣在內，我想我們都沒有資格感謝他們。他們為台灣教育改革所做出的「擔當」，自有歷史的評價，也完全不需要任何人的感謝。然而，在舉世滔滔的今天，在每一個人都圖方便、省麻煩、走捷徑的、已經被弄壞了的台灣社會裡，任何人，不只是我們，都應該向他們致敬！

●結論
森林小學就是這樣地在許多硬挺的肩膀的扶持下，許多溫暖的臂膀的擁抱下，走上了一個新的階段。當然，這只是新的困難﹑新的挑戰的開始，比如說，就在此刻，監察院正輪派了一位委員在調查汐止鎮和我們的租約，以及台北縣核准「籌設森林小學期前研究計畫」的過程；而下一次縣巿長選舉、台北縣市合併之後，汐止的校地又要面臨什麼樣的命運？

這些都是我們無法預期的，我們也沒有力氣去預期它，因為，森林小學真正動人心弦的，還是在她的深刻的教育工作，而我們主要的心力，向來也一直都是投注在這上面。在這篇文字裡，非常可惜的，我幾乎沒有提到這真正重要的部分，那當然是由於篇幅所限，而又有其他如《森林日記》等文獻可資參考的緣故。

無論如何，森林小學和台灣教育改革的路還長；而我們這一群人，正如任何人一樣，終於會，也必須會悄然逝去。

然而，「尋覓森林」，和由之而象徵的人本教育的精神與理想，卻還要陪伴著一代一代新的「人」的生命，在人類歷史的洪流裡繼繽發展，永不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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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是張杏如女士的贊助，還有吳尊賢基金會的吳姿秀女士與洪健全基金會的洪簡靜惠女士，再加上其他的捐款，我們才能湊足設立基金。結識後兩位，也是很偶然地，我在國語日報的一篇文字「我們為什麼要籌組人本教育促進會？」引起了嶺月女士的注意，她就熱心地安排我和她的這兩位好朋友見面。

註二：參見史英所著（怎麼辨）一書。

註三：關於這筆獎金，還有一則笑話：時任工作委員的周彥文（現任董事）打電話來，說要來和我談獎金的事，見面之後，我才知道，陳清枝對他說我要那一筆錢，我說這怎麼可能？經過對質，原來是我曾說過，如果戴招元要領獎，我還更有資格一些。後來我才知道，並不完全是陳清枝聽不懂假設語句，更因為他以為世上所有的人都走是要錢的。

註四：挽留的過程裡，戴招元表示，他是一個人才，是愛心大師，除非基金會每個月付五萬元的薪水，否則他不會願意留。這樣，我們當然是無法留他了，不只囚為付不起那樣的薪水，更因為我實在覺得他「有一點問題」

註五：白董，是某證券公司的董事長，他在新聞上看過森小的消息，有一次路過野友山莊，進去看了之後很有興趣，想要把附近的地都買下來，說是可以提供部分地給森小用，後來自董捐了六十萬給基金會，我們用這一筆錢，另外追加了四十萬，在野友山莊建了一棟簡單的房子，以此換得野友山莊三年半的租期，這是原先為森小準備的校舍，後來森小改在林口，基金會就只利用那兒辦「森林育」。

註六：在金錢上，他也有一些「現象」，我一直覺得必須「體諒」缺錢的人，所以前面都沒有提。但是既然已經說了事實，就應該說全部的事實，因為部分的事實，可能是一種欺騙。他從基金會開始支薪之後，不久又將他太太聘為助理；過不久又要求向基金會借錢，我們還為此擬了「急難救助」的章程，以便在會計上可以處理，（後來並沒有借）；他又要基金會付他家裡的電話費和往來各地的交通費（囚為是公事），我們也付了，但這是基金會到現在為止唯一碰過的事；又有一次他帶期前活動的孩子去採果子，事後竟然說那是他父親的果園所以要付錢；戴招元以前也曾說過，必須要有一個基金會，因為以前的捐款都是進入陳太太的帳戶……

註七：事實上，不只是陳清枝這一方面，戴招元前不久還在對外宣稱森林小學是由他企畫的，這不只是對在森小工作這麼久的基金會同仁不公平，因為森小從一開始就從來沒有依照過那幾頁的「企畫」，更遑論自建校以來所付出的心血與勞苦；對社會也不公平，人們有知道事實真相的權利。

註八：在往後的日子裡，我有許多機會聽到她談「經營」的方法，有的時候，她甚至主動找我去，要給我「上課」；她也主動地安排她們公司的財務經理，提供知識和經驗給基金會的財務和會計部門。

註九：依照私立學校法第四十三條，凡未經立案，而以學校名義對外招生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註十：理由是，基金會的章程上有一條「年度工作計畫，必須報部核准」，而「違反章程者，主管機關得解散之」。但天可憐見，所謂基金會的章程，是教育部印好了，讓所有申請立案者去填空的。

註十一：尤縣長在議會的答詢是：「我不能讓小孩子睡在露天裡。」

註十二：森小的學費，大概只能支應開支的三分之二不到，所不足的部分，都要靠基金會的募款。這當然是因為「師生比」很近，而又在軟體上花費很大的緣故。

註十三：這當然不是說我們不感激陳廳長，我們認為做為一個官員，他願意如此主動地協助民間的理想，實在是值得敬佩的，只是我們有更深一層的堅持，只好讓他的好意落空了。

註十四：說是突然冒出來，也許並不對，我猜想呂議員之所以緊咬森小不放，多少和我參與新莊國中學生自殤案的調查，朱台翔代表基金會（她已接任董事長）為家長爭取權益，而我們都完全不買地方議員的帳有關。當然，這也許只是小人之心，呂議員也許另有更「重大」的目的，或更「神聖」的任務也不一定。無論如何，證明我們並沒有「玩物喪志」，反而為了基金會原來的工作，讓森小遭受更大的打擊。

註十五：行政院會上已經原則同意開放私立中小學的設立，但施行細則還在各地方政府研議中，看起來，到最後定紊還要很久，而且，最後定案裡的種種限制條件，恐怕也不是我們可以達成的。

＊原文刊載於「森林小學綠皮書」以及人本教育基金會網站http://hef.yam.org.tw/forest/forest1_1.htm

人本2008系列教育座談 「喚起愛與感覺的生命教育」第一場
和孩子一起學習善待生命—從小孩虐待動物的新聞談起—

【座談來賓】
李茂生 台大法律系教授
朱增宏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理事長
賴孟泉 台大醫院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醫師
黃俐雅 教育部「建立社區教育學習體系計畫深耕、輔導團」委員、屏東縣教育審議委員會委員、人本屏東分會副主任

時間：5月8日（四）晚上7：30--9：00（7點入場）

地點：台北市松隆路102號3樓 人本數學想想國（交通方式如後附）

座談會免費入場，採預約入座

報名電話：（02）23670151—131（人本教育中心）

前不久，學生虐待傷害流浪狗致死的新聞，在媒體的報導及關懷流浪動物團體的持續抗議下，引起了台灣社會的關注。

為什麼是這樣的結果？在動手的過程中，孩子如果有一點點往狗可能有的痛苦的方向去思考，結果是不是就會不同了？這些孩子有著怎樣的困難？校園中常見的流浪夠驅趕、捕捉行為，對孩子造成了什麼影響？

一方面希望孩子親近動物，一方面又擔心孩子受到動物的傷害，做為一個成人，父母及老師，我們該如何檢視自己對動物的態度，和孩子一起學習善待生命？

這場精采的座談會，您千萬不要錯過喔！

詳情請參考座談會網頁：http://hef.yam.org.tw/education/sym/2008life/index.html

人本數學想想國交通圖
公車路線
⊙五分埔站－212、277、299、46　⊙松隆路口站－232、232(副)、240、299
⊙松隆路站－212 ⊙興雅國小站－46、202、261、277、279、282(副)、286、612、612(區間車)

人本數學想想國電話：(02) 2749-1145

教育廣播電台的節目「教育新航線」在2008年4月7日訪問森小主任青蘭，談「森林小學的教育」。

教育新航線的主持人是朱朱，播出時間是週一到四每晚18:10-19:00

節目簡介：教育決定人的素質，人的素質決定我們的未來，在這個教育改革關鍵的時刻，教育新航線節目希望對國中小學老師進行思想的再教育，透過新的know-how，引導老師們用新觀念和新思維來實踐他們的教育工作． 節目內容以單元設計、討論個案的方式呈現，由主持人與專業輔導人員、心理諮商專家、其他各領域專家對話，內容包括如何創新教學、如何做班級經營、如何與家長溝通、如何與同事相處、如何自我調適、如何拓展老師的視野、如何提升老師的人文素養、校園中的禮儀等。

播出頻率：FM 基隆-100.1MHz 台北-101.7MHz 桃園-101.7MHz 新竹-101.7MHz 宜蘭-103.5MHz 金門-88.9MHz 馬祖-91.5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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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老師成為 獨一無二的自己——探詢、討論，重整價值體系(下)
◎盧貞穎
思索研究，為自己也為孩子打開新的視野

不僅是關於品格美德能力的思考，在教學現場中，還有許多關鍵的詞彙或事件，是教師經常會碰到的，或者總是不自覺的使用著的。

例如，在孩子之間，經常發生排擠、欺負、討厭某些同學，對某些同學「歧視」的問題，像是成績好的同學瞧不起成績不好的同學、有外籍混血的孩子或原住民孩子容易被嘲弄，甚至班上總會有個孩子被莫名的「被討厭」著。看到孩子在這個民主社會的教育現場中，表現出人類歷史循環中壓迫他者的人性之惡—「歧視」，身為師長，心中除了惱怒、不捨，除了大聲禁止「不可以歧視別人！」，還可以怎麼辦呢？在工作坊中，教師學員也特別將這個問題提出來共同討論。

首先，當然是對「歧視」這件事徹底思考一番。工作坊備課小組的老師們，和史英老師共同為「歧視」下了段解釋：「基於個人所屬的類別，但並非基於如實的評價而去貶低這個個人。應該細緻的檢視對人的評價是否建立在事實上，以及該評價所依據的價值觀或價值體系，這樣便可以將對類別的貶低扭轉回來，同時應該避免使用貶低輕視某些行為的方式來激勵學生。」

在處理學生關係的時候，很容易會有「同學們友愛互助、一片和樂…」這樣片面的呆板想像，然而，人心不僅有「喜歡」或「不喜歡」的感受，人的行為之驅力，也遠超過各種直接感受的驅策。「要人不可以討厭人，要喜歡世界上所有的人，實在是太困難、太不合理的要求了！」備課小組在討論中有了這樣的認知，進一步發現，重要的是，幫忙孩子「細緻的檢視對人的評價是否建立在事實上」，幫助學生釐清，是什麼事情讓他覺得不舒服？為什麼看一些事情不順眼？一起來想辦法，來解決被冒犯或者感到不舒服的問題。而除了想清楚自己的感覺和行動，老師們也可以幫助學生用更廣闊的視野，看待眼前的現象和人的豐富樣貌。

「我和孩子談了『文化複製理論』和『階級複製理論』。」備課小組的家齊老師分享了他處理因成績引發歧視狀況的經驗。人從一出生就承載著階級和文化資本的傳承，當我們在教育體制中面對來自不同家庭的學生樣貌、期待以教育幫助改善個人境遇時，更是不能忽略這一層因素，甚至，可以幫助學生理解其中的關連。

於是，家齊老師與幾位同學深談。兩個小時的談話，他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來研究與準備。當孩子聽到「文化資本」、「階級複製」等學理分析時，著實是嚇了一跳，也有些驚喜的發現，原來，可以這樣看待自己的角色和境遇，並且也學習轉換眼光，來理解那些所謂「成績不好」的同學的處境。

「這次談話，給同學們『打開眼界』的意義，遠遠大於因為歧視而被教訓或貶低。」家齊老師開心的說。

重建價值體系，成為獨一無二的自己

類似「誠實」、「歧視」這樣的關鍵詞彙還有很多，教學工作坊備課小組的老師們，討論出三十個關鍵詞作為思考的引導。諸如品格教育中的禮貌、負責…；校園社會的樣貌：團體、升學、自治、民主、合作與競爭、選擇與自由、公平…；學生生活的現象例如流行、欺負、作弊、戀愛、叛逆、義氣、特立獨行…等等，還有本質性的問題例如學習、老師、真理、生命、思想…。「哇！要想的這麼多！」看到這一大串關鍵詞，教學現場的教師們，都熱血澎湃起來了，而搭配關鍵詞語的，是一段段經過充分討論的精要說明，例如：

「戀愛—要分辨是存在性或是佔有性的戀愛，參見佛洛姆《愛的藝術》一書…」

「學習—學習知識是為了獲得解放的能力。…學習是為了要自由，不是為了考試…」

「流行—流行不盡然都是種從眾之舉，相反的，一種流必須由少數人的帶領才能行…」

「自治—自治的概念是殖民主義之下的概念，自治的先決條件是他治…」

「告密—告密是在統治和被統治的特殊關係中被定義的，如果沒有統治和被統治的關係，就沒有告密這樣的事情。告密無法藉由這件事情導致了是非判準而獲得正當性。是因為統治的惡質往往超越分別事項的是非…」

看到這些引導說明，你可能眼睛一亮，讚嘆「原來，可以這樣子想呀！」或者開始質疑「是這樣子想的嗎？」，而這不斷的思考探詢，是身為「教育者」必然面臨的挑戰，也是專業之所在，也是身為一個人，愛智、愛生活、熱情的生存著的重要動力。

經過了一個早上對「誠實」的討論，總是精闢的嘗試提出哲學判準的小美老師有感而發的說，這次討論讓她有一種暢通的感覺，以往她不會這麼追根究底的去想一件事情，也不會特別感到誠實的重要性，但是，真正深刻的想過之後，她發現，誠實好像就是一切事情的根本呢！

當我們真正將事理思考清楚之後，就可以更篤定、更有能力創造各種方式，來幫助孩子去思考、認識事理，充滿自信的以專業迎向每一個挑戰。探詢、思辯、翻轉理路，整頓自己的價值體系。教育正在發生，在對話探詢中，在孩子身上，也在你我身上，然後，我們真正的成為「人師」，也成為獨一無二的自己。


備註：本文刊載於《人本教育札記》207期特別企畫「一群認真卻不認命的老師」